【制造阅读的黑暗,点燃文本的光明】 黑暗中点燃的火柴,就像

　　阅读教学中，我们常会际遇这样一种情状：一篇经典的文章，教师自以为妙不可言，学生却觉得索然无味；我们熟视为闪光的地方，他们却看成暗淡的所在。这就需要我们先制造阅读的黑暗，而后点燃文本的光明。
　　《小橘灯》临近结尾时有这样一句被我们反复称好的文字：“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老师们分析点评时也总会依据教参照本宣科：“这小橘灯正象征着小姑娘美好的心灵和镇静、勇敢、乐观的精神。”同学们却普遍觉得这些对小姑娘来说有点拔高。
　　教师对文章起始的描述进行讲读时，就可以有意于铺垫渲染，制造阅读的黑暗，及至最后，自然能够水到渠成地点燃文本结尾这一处议论的光明。怎样制造阅读的黑暗，点燃文本的光明？说白了，就是设身处地，联想类比。此法既可用于其先的制造黑暗，亦可用于其后的点燃光明。
　　一、设身联想，制造黑暗
　　《小橘灯》开篇写解放前夕的重庆，临近春节的一天，“我”独自一人行走在山城的石阶上，去一个乡公所找人。朋友不在，遇见了一位八、九岁的小姑娘。这里提供的信息看似很平淡，但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即刻就能制造出阅读的黑暗。
　　“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女的，这一点很重要。一位年轻女性，春节前夕独自一人走在清冷的山道上，而且找人又没找到，其孤独、寂寞、焦虑、无奈的心境不言而喻。一般春节期间，普通人家是怎样一种情状？那该是亲人相聚，合家欢乐的场景。恰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我”无聊地等人未等着，却意外地等来了一个小姑娘。这就有意思了。
　　这八、九岁的小姑娘，实际上比“我”还要无助。她的父亲外出，母亲重病，她一个人到乡公所打电话，请医生为母亲看病。她的年龄是那样小，小到连电话机都够不着；但她却能轻轻地搬过一条板凳，稳稳地站到上面，真真切切地打电话。
　　她使我想起两件与此类似，却又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一年我16岁。一日，母亲早上起来就感觉胸口憋闷，喉咙堵塞，喘不过气来，及至下午，越来越严重。她有些恐慌，怕自己一口痰上不来憋死过去，终于忍不住主动提出要去公社医院看病。
　　谁陪送母亲？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他们一个18岁，一个19岁，我们三条男子汉竟同时想到，叫妹妹跟母亲一起去医院。
　　妹妹这时正不在家，我们三人居然撇下母亲，分头去找小妹。我找遍了家前屋后、左邻右舍，没找着。进了家门，发现母亲不在。原来，不久后小妹自己回来了，早已陪母亲去公社医院。
　　母亲病重难受，要到公社医院看病，我们兄弟竟异口同声地叫小妹陪去。我不知道两个哥哥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的卑怯。史无前例的文革，父亲被罢官关进“牛棚”，我们被撵出公社的瓦房大院，搬到下面生产队的小茅屋里居住，兄弟全都失学在家，我们的心里异样地自卑自闭起来。
　　现在母亲有病，需要儿女陪去医院，做哥哥的居然觉得自己是男的，陪着母亲去公社，有点难为情，怕路上被那些人看见笑话。我们这几个做哥哥的实在太自私太怯懦。
　　同是母亲有病，冰心笔下的小姑娘却是自己下坡上山到乡公所去打电话，找医生给母亲看病。她的个子太矮，矮得连话机都够不到，但她搬了板凳站上去打电话，那样地沉稳，那样地镇定，那样地能干，那样地懂事，那样地礼貌……
　　每次给同学们讲这篇课文，我常常会情不自禁痴痴地想，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善解人意、体贴能干、勇敢坚强的女儿该多好！或许是完全走进了阅读的黑暗，我思绪万千，感慨良深。
　　二、处地类比，点燃光明
　　其后，小姑娘的表现更为善良美好。“我”帮助她打完电话，她感激地谢了“我”，礼貌懂事地走了。“我”仍留在乡公所等人。
　　“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文中没有明确交代，我们也无需将其突出拔高，神秘化为共产党人、地下工作者。这篇文章的体裁是散文，“我”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一位学者诗人，一位同情革命、倾向革命，甚至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也很重要。
　　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山城里，忧虑、苦闷、孤寂的“我”际遇了这个为母亲找医生看病的小姑娘。说起来是“我”同情她，帮助她查询号码，打电话，实际上是她小小年龄遇事不慌不乱、沉着镇静的不凡言行，面对困难、处理问题的非常能力，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我”从心里钦佩她，她成了“我”的精神慰藉，可以倾诉心绪的对象。
　　“我”关心起小姑娘现在的状况：医生去了没有，她妈妈的病好些吗，要过年了怎么安排晚饭？于是就有了与题目《小橘灯》相关的叙述。“我”买了一些橘子，在暗淡下来的天色中，踩着忽上忽下的山路石阶，去看望距此不远的小姑娘。
　　小姑娘对于“我”这熟悉的陌生人的突然到来，惊异而喜悦。
　　“她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一切都是无声而意会的。“看”是女孩的机敏，“愣”是姑娘的意外，“微笑”是她的喜悦，“招手”是她的热情。她直觉眼前这阿姨是位心地善良的好人。
　　小姑娘让“我”在板凳上坐下，自己却蹲在“我”的旁边，这个细节非常好。“旁边”说明她是侧蹲，膝盖一高一低，一只脚跟没有完全着地，半翘着半抬起，这一蹲姿适中美好，乖巧可爱。
　　倘若换作其它形态，效果则不一样：她蹲在跟前，两腿略分脚跟完全着地，这就有点丑，这是“方便”之状；她自己也搬个板凳在对面坐下，这便有些生硬，显得太老成不那么可爱；她直直地站在那里，这又有催客的意味，有点不知好歹。
　　如此一设想，一模拟，我们即可真切地感知小姑娘的善解人意、懂事乖巧，心灵和形态都很美好。也与如今的一些独生子女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把买来的橘子放在小桌上，小姑娘没有说什么，她只选出一个最大的，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层皮，她做橘灯的过程，虽然简洁，却充分表现其心灵手巧。她敏捷地用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的四周相对穿起，从窗台上找出一节烛头，放在里面点亮，又拿来一根竹棍挑起。
　　她要“我”提着这小橘灯，借着微光照亮，外面的天黑了，上山的路又窄又滑。读者与“我”，即刻都感受到了小姑娘那一份细致体贴、童稚纯真的感恩之心。
　　快过年了，父亲不在，母亲重病，她一个女孩支撑着这个家，生活非常困难，但小姑娘很乐观。“我”问她吃过饭没有，小锅里是什么？她竟笑着说，红薯稀饭，她们的年夜饭。这一个“笑”字，脸色淡定，心里却充满希望。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不怕，她乐观。
　　她送“我”出来，反倒像在安慰“我”，不久她的爸爸一定会回来，妈妈的病也就好了。她还颇有意味地用小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圆圈，最后按在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就都好了。显然这个大家包括了“我”。
　　这时“我”的感觉――提着这精巧别致的小橘灯走在黑暗潮湿山路上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彻底地感动、完全地感染，自然将小姑娘的种种优点不凡、可爱美好――她的沉稳能干、她的善解人意、她的聪颖机灵、她的坚定无畏、她的自信乐观，与这微弱小巧，却能照亮黑暗、点燃希望的橘红灯光，联系在一起。
　　结尾一个意外的信息，又使“我”的感触、感想升级。“我”提着小橘灯上山，见到“我”久等的朋友。得知这小姑娘的父亲可能是地下党的联络员，经常给山下医学院里的学生送信。后来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他也就此失踪。
　　“我”震撼了，由衷地钦佩，这小姑娘太了不起，甚至可以说有些伟大，她竟对“我”当时的思想情感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解放前夕，重庆国统，血雨腥风，白色恐怖，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我”和当时许多寻求真理、渴望光明的知识分子一样，有过激愤抗争，也曾苦闷彷徨，甚至痛苦无望；但现在“我”坚定、勇敢起来，充满信心与希望，曙光已经出现，解放近在眼前。
　　难怪十几年过去，生活在光明新社会的“我”，依然不能忘却当年那个生存于黑暗国统区的小姑娘，她的小橘灯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通过这样一番设身处地的感受与联想类比的分析，我们就不会以为课文那一节称颂小姑娘的话语生硬拔高，反而觉得“镇定、勇敢、乐观”这几个赞美之词还很不足，小姑娘仍有诸多优秀品性、可爱之处需要评点概括。
　　 （徐业毅，东海县初级中学，22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