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枪声电视剧全集 [古城里的神秘枪声]

　　1940年，正当日寇在中国大地上猖狂攻城掠地之时，在其统治的古城开封发生一起让日寇震惊的特大事件：日本侵华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和数名日军头目于5月17日被人刺杀于特务机关驻处的山陕甘会馆。而这一神秘刺杀事件的背后，却是国共两党特工人员携手合作的结果。由于当时的保密和以后的历史原因，这一英雄壮举被长时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敌我强化特工活动
　　
　　日本自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动用了近30个精锐师团86万兵力，相继攻占了平津、上海、武汉、广州等诸多战略要地。然而在国共两个战场的顽强抗击下，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一再破产。日军在经历一系列惨败后发现，与其“叫板”的共军远比国民党军更难对付，他们非常规“出牌”的战略战术，不仅让日军大量兵员在“不对称”作战中死伤惨重，而且众多主力师团也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日军惊叹陷入了一场“没有明确战线、永无休止的战争”。日军经过一番检讨后认为，其诸多失败在于对共军的了解大大少于国民党军，必须加强必要的情报作战。为此，1939年下旬日寇将在华从事多年特务活动的“有功之臣”吉川贞佐升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企图通过强化情报特务活动，全面配合日军巩固后方的“肃正作战”。
　　吉川贞佐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毕业，不久转到大特务土肥原门下主管情报侦集工作，因能力“超强”得到赏识。“七・七事变”前他为配合日军武力侵华，在短短3个月内就连续派出6批间谍深入华北、华中重要城市侦察中国军队的部署。1939年秋，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顺利推进，升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的吉川便把特务机关搬到了古城开封一座建筑优美的山陕甘会馆，在此坐镇指挥华北各地的日伪特务活动。
　　“华北五省特务机关”是日本华北方面军重要的特务指挥机关。吉川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特务组织，先后扩充了青岛、济南、太原、河南特务机关和各下属机构，并通过遍布各地的情报站、调查班、“剿共队”及“外勤情报员”，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网，同时还与华北日军宪兵司令部联合向各地派驻了大量的宪兵队。他们以中共抗日武装和地下组织为主要目标，向各根据地派遣特务进行情侦、策反和暗杀活动，在占领区大肆破坏抗日组织，捕杀抗日人员，并采取多种手段对当地国民党军队和特工组织进行分化诱降。
　　为对付日寇不断强化的特务活动，国共两党的特工人员也先后以各种手段对罪大恶极的敌伪头目进行了刺杀和镇压行动，仅国民党平津特工机构就先后导演了多起重大刺杀事件。1938年3月28日，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和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等人与日军“华北联络部长”喜多诚一在北平煤渣胡同20号举行会谈。得到情报的国民党特工王文、兰子春等5人奉命进行阻击。下午1时，当王克敏的专车行驶到胡同口转弯处时，骑自行车靠近的特工杀手突然拔枪向王的专车猛烈射击，司机当场毙命，山本中弹倒在座位上，王克敏等人也被打得哭爹叫娘。当日军闻讯赶到时，行刺的特工早已不见踪影。山本因伤及要害，很快一命呜呼，侥幸逃命的王克敏却吓得从此落下了天天尿床的不齿毛病。
　　与此同时，共产党的镇压除奸行动也让敌伪胆颤心惊。1939年4月，日军为消灭活跃在冀东的八路军，其冀东宪兵司令赤本大佐突发奇想，企图通过被俘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的勤务兵劝降包森，结果被包森设计骗出城“谈判”，予以处决。同年10月，积极参与破坏中共开封地下党的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刚出家门，就被守侯的中共地下人员“就地正法”。
　　为了报复国共两党连续不断的刺杀镇压行动，吉川上任后便把破坏抗日组织、疯狂抓捕“地下抗日分子”作为第一要务。据伪“河南警务厅”资料统计，日特机关仅在‘1939年下旬就抓捕中共人员466人、国民党人员105人、军统豫站人员10余人，仅吉川本人一次就下令杀害抗日志士120余人。
　　
　　将计就计深入虎穴
　　
　　为保全党组织免遭破坏，为牺牲的志士和死难同胞报仇，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与国民党河南地区军统组织联手除掉吉川这个恶魔。为慎重起见，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和鄂豫边区党委民运部长吴祖贻以及开封地下党负责人王永泉等人研究决定，让早先受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牛子龙出面与军统豫站进行沟通，共同组织力量，实施刺杀行动。
　　牛子龙是河南省郏县人，抗战爆发后，他担任军统豫站行动组长，先后镇压了不少积极投靠日寇，破坏我地下党组织的铁杆汉奸。其中最出色的是他遵照党的指示处决了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接着又将大汉奸、“开封维持会长”徐宝光刺杀，一时间成为日伪谈虎色变的“铁碗人物”。
　　伪“开封警备司令”和“维持会长”被杀后，在当地日伪头目中引起极大恐慌。日军经过调查后认定刺杀事件系军统豫站和牛子龙所为，于是便要求吉川立即设法铲除军统豫站。而吉川则认为，军统组织虽与“皇军”作对，但在华北中共势力较强的态势下还有反共的利用价值，因此处置军统豫站的上策不是铲除，而是设法打入其内部进行策反，为已所用，因为不久前曾指挥刺杀王克敏的军统天津站长陈恭澍及特工组织就是在他的软硬兼施下“归顺”的。牛子龙很快摸清了吉川的底牌，决定利用其急于打入军统组织的图谋，将计就计，派人诈降，打人敌特机关，伺机进行刺杀行动，而他的想法又与党组织的指示不谋而合。为此，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军统豫站站长。此时该站长刚接到重庆总部的指示，要求其进一步加强对日伪高层头目的刺杀行动。因为此时国民党特工组织正在上海与汪伪特务组织“76号”撕杀得难解难分，急需在华北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其在上海的压力。接到牛子龙的报告后，这个颇有头脑的军统站长立刻对共产党提出的联手刺杀计划表示欢迎，并指令牛子龙尽快与中共方面联系，物色人员实施刺杀行动。
　　正当牛子龙为派遣人员犯难时，恰好通过关系得知他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地下党员吴秉一已在党组织营救下成功出狱，被派往郏县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吴不仅对党忠诚，而且枪法好、胆略过人，是刺杀吉川的理想人选。于是牛子龙便设法与地下党王永泉联系，谈了自己的设想，王永泉表示同意，并很快赶到郏县，向吴秉一交待了任务。吴秉一听说要他与国民党军统联手，开始有些疑惑。王永泉便向他强调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要他与牛子龙密切配合，做好统战工作。出于对牛子龙双重身份的了解，又得知这是党组织的指示，吴秉一便欣然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利用伪特打开缺口
　　
　　2月19日，吴秉一来到开封牛子龙的岳父蘸文学家。通过向董老先生详细打听情况得知，敌人在城内戒备森严，根本无法接近吉川一级的日本高官。于是便按照党组织提供的内线，与开封地下人员徐景吾、李洋斋接上了关系。徐景吾原在北平读书，后因参加平津流亡学生抗日活动，遭到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与吴秉一结为 好友并一同越狱，后受党的派遣，打人伪政府任“财务科长”。徐李二人先将吴秉一安排在一家瓷器店落脚，接着又共同商量了刺杀计划。他们得知吉川的心腹人物、开封汉奸“特务队长”权沈斋十分贪财，便决定用金钱礼品从其身上打开缺口，设法接近吉川刺杀。
　　一个月后的一天，徐景吾在开封一家大饭庄宴请权沈斋，并将吴秉一介绍给权沈斋，请其为吴搭桥铺路。临别时徐景吾将一个装满银元的古瓷笔筒送给权沈斋“笑纳”。几天后，吴秉一又带着大把银元和名贵药材烟酒到权家“拜访”，向权讲述了自己“被诬”入狱、逃脱后又遭国民党通缉的“遭遇”，表示自己想“归顺皇军，另谋出路”。狡猾的权沈斋虽见钱眼开，但对吴秉一却心存疑虑。第二天，吴秉一以去禹县进货瓷器为名潜往郑州，向牛子龙汇报了情况。为了消除权的戒心、增加吴秉一的“身价”，牛子龙便给吴秉一编造了一份“花名册”，让他带上再去见权沈斋，声称自己在小磨山已拉起了一支武装，如能得到“皇军”收编，他愿意将队伍拉过来“效忠皇军”。
　　几天后，当吴秉一再次去见权沈斋时，权突然问吴秉一可否知道牛子龙。吴秉一在得知敌人急于抓捕牛子龙迫其归顺的意图后，便痛快承认自己与牛是朋友，后因坐牢失去联系。权告诉吴秉一，牛子龙是“皇军”看重的人物，只要他能归顺，可以“既往不咎”，而且还能飞黄腾达。吴秉一立即表示愿设法把牛骗到开封来，逼他就范。权沈斋听后，便对吴秉一许诺说，只要能把牛弄到开封，他一定向吉川保举吴秉一。吴秉一对此连连作出保证，并把自己带来的“花名册”交给了权沈斋。拿到吴的“花名册”后，邀功心切的权沈斋立马将情况报告给了吉川。此时吉川正为兵力不足和如何摆平军统豫站而头痛，听到吴秉一愿意策反牛子龙，并能从小磨山拉队伍“投奔皇军”，心里很是高兴。但吉川毕竟是特务高官，生怕其中有诈，于是便命令权沈斋继续拉拢吴秉一，同时严密监视其行动，并设法进行考验。
　　一天，吴秉一在返回瓷器店的路上，一个补鞋人突然窜到他的身边，压低嗓门说自己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有几位“同志”在禹王台被捕，“请设法营救”。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吴秉一立刻识破了这个冒牌货，甩手几个大巴掌将其打得满地找牙。当他回到瓷器店，还未喘口气，街面上又突然警笛大作，紧接着两个披头散发的青年女子便闯了进来，声称自己是抗日人员，正遭到日伪特务的追捕，请吴秉一给予救助。吴秉一看出这又是敌人搞的鬼把戏，顿时火上眉梢，上前一手抓一个，将两人扔出了门外……虽然几次考验并没发现破绽，但多疑的吉川仍不死心，又指令权沈斋给吴秉一出一个“新课题”，以进一步考验吴秉一。
　　过了几天，吴秉一来到权沈斋处，告知牛子龙经过他的初步策反，已表示愿意瞅机会脱身来开封“与皇军合作”。权沈斋听后，便向吴秉一传达吉川的指令：根据“皇军”的情报，军统豫站最近从重庆得到一批美制武器和爆破器材，如果牛子龙真的愿意合作，就让他先给吴秉一带回上述两件武器作为信物，吴秉一对此满口应承下来。几天后，吴秉一从牛子龙那里拿到了美制左轮枪和爆破装置，他找到权沈斋，说要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吉川，同时请求“皇军”解决自己队伍拉过来后的补给和驻防问题。
　　通过几次考验，吉川对吴秉一有了一些信任，但他同时又提出吴的武装仅有“花名册”不行，必须按“皇军”的要求进行“点验”。5月15日下午，吉川给吴秉一下达指令，要他率小磨山武装进驻开封城西的董章镇听候“点验改编”。吴秉一立即将情况向徐景吾作了汇报，并迅速通报牛子龙抓紧做好准备。牛子龙接到通报后认为，刺杀吉川的时机已经成熟，已无必要再与其周旋下去，便当机立断，命令地下党员王宝义率刘胜武、姚栓紧、张茂亭三名军统特工，由吴秉一统一指挥，选准时机，立即实施刺杀行动，牛子龙本人则带十几名枪手到中牟县做好接应吴秉一的准备。
　　5月15日晚，吴秉一带领王宝义等人的“先遣队”来到董章镇驻扎，随后吉川便派两名日军军官乘车前来对“先遣队”进行“接受点验”，同时命吴秉一带上左轮手枪和爆破装置，只身随车前往山陕甘会馆面见吉川。一场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开始了。
　　
　　孤胆英雄青史留名
　　
　　山陕甘会馆位于开封市中心偏北，是清乾隆年间由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富商集资修建的一处精美的庭院式建筑。自从吉川把特务机关搬来后，这里就成了吉川的大本营。在会馆很深的后院，吴秉一终于见到了吉川，他马上“献出”所带的左轮手枪和爆破装置，吉川高兴地予以接受。接着吉川又问了吴秉一军统豫站和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吴对答如流，让吉川疑惑顿消。对于吴秉一的“归顺”和把军统重要杀手牛子龙策反，吉川认为这是他特工生涯中又一“战果”。他让吴秉一抓紧整训队伍，随时听候调遣，同时继续联系牛子龙，让其尽快来开封与“皇军”合作。为表示对吴秉一的器重，他还决定要接见吴的“副司令”王宝义，并发给吴两张特别通行证。
　　拿到吉川的特别通行证后，吴秉一立刻与徐景吾取得联系，由徐火速派人向王永泉和牛子龙汇报，共同协调行动。吴秉一则赶到约定地点，同待命的王宝义等人商量具体行动。最后决定，由吴秉一、王宝义持特别通行证直接执行刺杀任务；姚栓紧、刘胜武和配合行动的徐景吾、李洋斋在会馆对面街上负责观察敌情，制造喧闹气氛，以掩护会馆里的刺杀行动；张茂亭则准备5辆可靠的人力车在附近一家山货店门口等候，随时做好接应吴秉一等人的准备。
　　5月17日6时许，吴秉一和王宝义按照吉川约定时间赶到山陕甘会馆。两人持特别通行证顺利通过大门门卫，穿过深长的庭院，来到吉川和汉奸翻译官陈凯居住的后院。按照事先计划，吴秉一负责打西屋的吉川，王宝义打南屋的陈凯。当吴秉一来到西屋门前，忽然听到屋里有几人在用日语说话，情况与原先掌握的“只有吉川一个人”不一样，但他很快拿定主意，决心按计划打。这时一个日本卫兵突然开门出来，吴秉一不容多想，用左轮手枪抬手一枪将其打死在门槛上，接着便乘势冲进屋里，迎面一枪将一个持刀的日军军官击毙，随后又转手向其身后的吉川开枪，但连续两枪都没打响。狡猾的吉川趁势滚地，准备逃走，吴秉一见状，立即将瞎火的左轮手枪砸向吉川，随手拔出另一支20响驳壳枪，对准吉川就是一阵猛扫，顷刻间将这个恶魔打成了“蜂窝”。这时在南屋没有找到人的王宝义听到枪声，立即过来支援，两人在极短时间内将顽抗的敌人全部击毙。随后吴秉一收拾好吉川的重要文件，与王宝义迅速撤离了会馆。
　　由于会馆前后院距离很长，遮挡建筑多，吴王二人又是抵近射击，加之大门外配合人员燃放鞭炮作掩护，住在会馆前院的卫兵并没有辨出后院的枪声。吴秉一和王宝义顺利从会馆撤出后，便会合刘胜武、姚栓紧和徐景吾等人赶到山货店门口，与等候的张茂亭一起上车直奔西城墙下。这时全城突然警笛长鸣，一辆辆日军巡逻车穿街而过。他们抓住空隙，迅速翻过城墙，借城外蒿草的掩护，急速向中牟县方向撤退，同接应的牛子龙会合后撤回郑州。
　　在此次刺杀行动中毙命的日寇高官除吉川外，还有日军驻开封部队参谋长山本大佐、日军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宪兵队长藤井治少佐，汉奸陈凯因事外出，侥幸保住了性命。而敌酋吉川则“荣幸”成为日军在中原战场被中国军民击毙的首位将官。刺杀行动两天后，《河南民报》首先在重要版面向外界披露了这一消息，紧接着国内外不少报纸也相继刊载了这条新闻，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参加刺杀行动的勇士也被誉为“大无畏的民族英雄”。据资料记载，就在刺杀吉川半年后，联合刺杀行动组又在开封击毙了新近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皆川雅雄大佐，再次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刺杀吉川的主要组织者牛子龙不久又组织了数次打击日伪头目的刺杀活动。后来他的秘密党员身份因叛徒出卖而暴露，随即遭到军统总部的逮捕。1945年6月，他从军统西北看守所成功越狱，返回郏县，担任了当地民众抗日武装的总司令，后来受形势压迫，部队被国民党军高树勋部收编。1946年11月，牛子龙率部在河南地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解放后他先后担任湖南湘潭军分区副司令、湘潭地区副专员、湖南省政协委员。1962年在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学习时，曾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陈毅元帅还亲自为牛子龙作了历史清白的证明。1964年牛子龙因病逝世。
　　吴秉一在刺杀行动后继续从事抗日武装斗争。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河南守军闻风而逃。吴秉一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利用国民党军丢弃的武器组织了民众抗日武装“豫西抗日剿匪军”。这支队伍后与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取得联系，多次共同对日伪军作战。抗战胜利后，吴秉一曾到延安工作学习，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特别接见，1949年还受邀参加开国大典。1956年吴秉一转业到天津工作，文革中遭迫害入狱，直到1980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83年，吴秉一因病去世。
　　刺杀敌酋的英雄虽然早已故去，他们的英雄壮举也因种种原因没有被更多人知道，但他们和所有浴血抗日沙场的勇士一样，用自己大无畏的行动诠释了中国人民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他们都是中国抗战史上不该忘却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