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大_犹大\简狄和商朝(三)

　　在此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夏朝时期有许多“有”族，起码应该有九个。《诗・商颂・玄鸟》：“奄有九有”。“九有”意思为“几域”。这里与中国的“九文化”就开始有了联系。我们少数民族中有“九兄弟”的传说，还有“九个太阳”的传说，一直到后来与王权直接相连的“九五之尊”。但我确实没有找到中东与“九”相符的后代数目。这真是让我迷惑的一个问题。
　　3600年前的商汤老婆就是“有辛氏”，她又是哪个家族呢?是夏商和亲的见证吗?我没有答案。
　　我们知道，犹大的两个儿子，早在迦南地迁徙到埃及之前就“死了”。会不会是他们俩带了另外几个家族的共9个同宗兄弟来到了中国成为中国的“九有”?由于以他们为主，所以全部都从了“犹大”的姓氏，以至于所有这群人都以“有”(通“犹”)命名自己的家族?其实周人之祖后稷之母姜就是炎帝之后的“有邰氏”!此“有邰”与“犹大”是什么关系?
　　查《辞海》，“九”与算术的联系也异常紧密。这让人欣喜，因为尺规正是用来计算的工具。“九九乘法口诀”据说起源很早，春秋时期视之为“薄能”，据此推测乘法口诀起源于商朝当不为过。而数学本身在古代就被称为“九九”，“算计”本身也是“九九”，比如“打小九九”。还有，“量九土之所人，而治理其赋税”。“九土”表示山水。“九山”，有解释为“九州大山”。还有“天子居处有九门”。“九天”指“皇室”。“九五之尊”则来自《易经》“九五，飞龙在天”，指帝位。“九龙”则不仅四川省内有古县名，并且它恰处雅砻江上的事实也让人惊讶。不知道香港的“九龙半岛”是古名还是今名。“九丘”《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九台”，市名。“九译”，汉代之前谓不同民族或外国的语言经过的辗转翻译。“九译”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让人浮想联翩，按照中国的正统历史观，汉代之前根本与外国没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会发生“九译”呢?这个矛盾使正统历史观露出了马脚。“九宵”等与土地密切联系的词汇使我强烈意识到，所有这些原本来自于巍峨高大的金字塔，而“九”实际上通“丘”更是显示了与坟丘的联系，也就是“九”与金字塔建设的联系，它指出了金字塔所连带的数学关系。商代是一个数学、建筑、地理大发展的年代，因为他们有了尺规，而同期的埃及正是金字塔技术成熟的时期。
　　再回到“圭”。中国《史记・伍子胥列传》载：楚国为了捉拿逃奔吴国的伍子胥，曾悬赏“得伍子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看来手中拿圭是个极高的政治待遇。
　　但玉圭为什么是这样一头尖另外一头方的特殊形状呢?长久凝望玉圭那上尖下方的形状，我豁然开朗。
　　为什么中国没有埃及那直刺青天的大方尖碑?首先因为人力和技术有限，古代中国远没有埃及发达。古代统治者往往以制造一些普通人制作不了的东西作为神示，以证明其为“天之子”，比如金字塔、神像和方尖碑等。在中国同样有类似的心理存在。
　　王杖在中国失去作用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埃及法老有金字塔，所以埃及王拿一根小棍就代替、象征了。
　　但是普通人仅用杖根本不能说明自己的权威，谁都可以造一根小棍来指挥天下。没有人力物力制造金字塔和方尖碑的古代中国统治者怎么办呢?中国人以笨重的鼎来代替这一切。传说中国最早铸鼎者是禹，目的是从多方面辨“神、奸”。其中一个意思不外是：我能造出这么大的鼎来，你能吗?所以我才是上天挑选的唯一人才，我才是“受天命”的人。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笨重的“鼎”逐步成为王权象征的由来和真正的原因。中国最大的商鼎司母戊竟然达到800多千克，不说工艺，仅只是采矿与冶炼技术也非一般人所能达到。
　　禹之造鼎，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带来了中东成熟的青铜工艺。之前的中国文化代表应该是陶和玉器。造鼎既是一种新技术示威，也是一种科技垄断。金字塔、方尖碑的建设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东巨大的方尖碑既是技术的代表也是王权的象征，所以从那里过来的人不会忘记方尖碑的特殊意义，到了中国便简化为玉圭!两者形状一模一样，功能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只在大小。
　　拉尔夫这样解释一块大约公元前1450年的埃及方尖碑的意义：“作为太阳的象征符号，方尖碑大都成对地竖立在神庙的入口处。方尖碑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日晷的指针使用。”这个解释再一次把中国境内的玉圭与犹大家族的“ruler”族徽以及《伏羲女娲图》联系起来。
　　对于全球王室用杖，只有中国人用鼎的传统，我还有另外一个猜想：中国地区承认自己从属于中东的母国，所以从来没有为王的非分要求。古代等级森严，对于王权人们从来不敢有所僭越。鼎本为没有政治含义的食用器皿，用来烹煮肉等，后来演变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器，比如社会政治结构最上端的人们可以使用九鼎八簋，次一个等级的用量逐渐降低，一直到只可以用一鼎，平民百姓则一个都不可以使用。那么作为这个等级序列的最顶端，同样有他们的雷池：王杖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因为中国的“王室”从中东的角度讲不过是“诸侯”而已。这就是在中国见不到王杖的原因，鼎反而成为王权象征。长期以来人们把中国的鼎作为王权象征看待，是个错觉，将其作为省长或总督的象征才可能比较接近事实吧。
　　我还隐约感觉到，
　　《圣经》与中国历史一样避讳提及“外面”的事情，喜欢以“我”为中心，甚至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讲并不存在，周边皆为不屑之“狄夷”。在古老显赫的中东家族那里，年轻的中国显然是他们眼中标准的“狄夷”。
　　但《圣经》作者会不会出于什么善意的动机对受到驱逐或自愿离开中东的家族全部故意隐而不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试图从常理进行推理，但都不太确定，最后在一本书中偶然地得到了一个答案，并且出处来自一本谈中东历史文化的读物，这使我欣喜不已。
　　“在古代(中东)社会，把某个成员驱逐出社区就是最重的处罚了，它相当于今天判处死刑。因此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乐园，也就标志着他们在乐园的公民权被取消了，死亡了。他们从此之后就要和上帝创造的那个充满危险的世界搏斗，这和判处死刑实际上是一码事。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农业民族中，都有安土重迁的情结。”
　　传统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代表，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又一文化联系。中国人死守家园也不愿意搬迁的心理从这儿也算是找到了根源，因为没有人喜欢被判死刑。远走他乡不仅标志着自己生命的消亡，也标志着在家谱上永久的消失，所以它更是一种耻辱。时间久远之后我们忘记了“安土重迁”的缘由，但却机械地保留了该传统，中国人即便是死也要“落叶归根”的心理是这一古老传统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伸。被驱逐的恐惧深深地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但有人会以此来反驳我的“全球文明同源论”：既然中国继承了安土重迁的传统，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人也应该如此，但为什么今天的西方人就和东方人有不同观念呢?
　　文化或者文明会发生变革，并且有些变革是根本性的。如今天的西方人就接受了如此的变革：
　　大家公认西方人的文明源头是希腊文明与基督文明，他们早在3000年前就逐步抛弃了中东的传统，改信“两希”(希腊哲学、希伯来宗教)。也就是说，尽管西方人的种族同样从中东出发，但是他们接受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故而他们得到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而中华民族没能彻底改革。中国人一直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文化特征，包括安土重迁的文化。中国的古老不仅体现为历史之长，更体现为革新不够的“落后”与“保守”。当然我不认为与种族和民族性有关。我认为历史是“偶然的”。总体而言，西方文化以艺术与宗教为指南，中华文明以“宗法道德”和“世俗王权”为主线，两者之间经过2000多年的分别发展，高下分别已见。前者以真理为圭臬，后者以权威为准，利弊显见。找到这个文化根源，文化革新的急迫性也摆在了全体中国人面前，振兴中国必以文化改革为先。
　　中华民族在今天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很可能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次最为彻底的文化革新。刨除传统是复杂的社会工程，其后果也难以预料，利弊同在，收获不同，但无论如何继续改革开放势在必行；我本人对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全新探查假如没有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与心态就无法继续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或许正在从保守的传统中逐渐走出来。
　　《圣经》的作者一再避讳记述外面的事情，可能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完备的地理概念，他们对于后代远去的地方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起用他们知道的熟悉名字替代(比如“西珥山”、“以东地”等)，但是却告诉了我们大致的方位，至于名字当时还是一片空白或者重复故乡的名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