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岁月里留下的三联轶事]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全文

　　“非法”合作生产社　　1932年7月，三联书店之前身生活书店成立时，邹韬奋自己不愿以《生活》周刊的老板自居，愿意以全部财产资金作为同人共有。于是接受胡愈之的建议，内部成立合作生产社，即把全部财产作为职工共有，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数额多少为比例，作为股份，分给全体职工。以后新进职工，则于一定时间，以月薪十分之一投入书店作为资金。
　　但当时国民党法律规定，合作社组织是非法的，不许注册登记，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内部行施，而对外则仍然作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真假“文史馆长”
　　1938年就进入三联书店的范用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出版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范用的办公室对面是洗手间，朋友们开玩笑封他为“文史馆长”。这间办公室里，他接待过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艾芜、戈宝权等诸多鸿儒、画家。他说：“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他曾在回忆文章《相约在书店》中写道：“卞之琳先生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走累了，没有地方歇脚，也来爬五楼，走进办公室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楼公（适夷）说：‘北京没有茶馆、咖啡馆，街上找不到坐一坐的地方，不像上海。’”
　　“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老人家居然登高，赠我一书一画。我从不敢跟人讨字画（王世襄、郁风例外），更不敢向启老讨，看他吃力的样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胡办”的来信
　　1987年某日，《读书》编辑部忽然收到“胡办”送来一信，其中有胡乔木写给沈昌文和董秀玉的亲笔信：
　　读书杂志编辑部：
　　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同志再三表示希望出版我的诗集，我已将一些所能找到的新旧体诗（词）略加裁汰，编为一集，现已付排。本不打算实际写什么序，后来的一桩偶然事件触发了我，我顿悟有义务把毛泽东对所作诗词的修改公之于众，这就不得不费力写一篇前记，亦已付排。今天想到，这篇前记或可投诸贵刊，聊供某一部分，尤其是并不打算买书的读者阅看。但这篇东西并非介绍别人别国的著作，只是提供一些史料而已，故亦有违于体例。如何是好，诸希裁夺。
　　胡乔木八月二十日
　　“此信看后大惊，因为此前若干时候，亦有‘某办’来信，批评我们的文章如何如何，此‘办’虽非那‘办’，但都是径直向下级来信，如是所为者何？请教了一下朋友，说看来这只是投稿，并无别故，敬请放心。于是我们复信表示欢迎，并对稿子提了一些意见。”沈昌文笑着回忆说。
　　他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又收到胡乔木的亲笔回信：
　　《读书》编辑部昌文、秀玉同志：
　　八月二十六日信收到。题名自当补上书名，投稿时疏误。其他提出各点都同意，不缕述，对“棉薄”之误甚感。我也趁此把《前记》重加校正，有些新的事实和想法补进去了。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似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
　　即颂
　　撰安
　　胡乔木八月三十日八七年
　　卖菜（蔡）总经理
　　蔡志忠还记得那天的情形：“1988年6月30日，英国章鱼出版社驻香港代表要和我洽谈出版漫画《诸子百家》，我特地飞到香港。那天下午，我看离约定见面时间还早，就给香港的朋友黄发心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他请我第二天去李园饭店喝早茶，我说好啊。他告诉我还会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是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总经理，另一个就是香港三联书店的董总。我也说好啊。”那天喝早茶的整个过程中，蔡志忠记得董总一直不停地对他说一句话，“你的漫画给我们出版好吗？你的漫画给我们出版好吗？”
　　董秀玉说她1993年回来接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之后，蔡志忠漫画仍年年在畅销榜上，“所有版本的发行量累积起来，我想现在应该超过1000万册了。”因为这套漫画书，当年沈昌文被戏称“卖菜（蔡）”的总经理。
　　《我们仨》责任编辑“冬晓”
　　《我们仨》的责任编辑一栏署名是“冬晓”，这个“冬晓”其实是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
　　因为了解钱钟书一家的感情和他们与病魔斗争的艰难，在看到杨绛先生孑然一身完成《我们仨》余下的书稿时，读了不到一半，董秀玉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她看稿子的时候，杨先生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有时走过来，摸摸她的头。她问杨先生：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先生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春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书出版后，印在封面上的这几句话，是董秀玉浓缩了自己从这部书稿中感受到的全部。
　　影响了自己的人物是谁
　　沈昌文接受访问时，说影响自己最重要的人物是李慎之，而他揣测，“当年影响范用最深的是巴金的观念与思想，影响董秀玉的则是钱钟书”。后来董秀玉在记者采访问到这个问题时，她认真想了想，答：“钱钟书先生其实是更注重西方的啊。《读书》杂志在汪晖接手后的那些作者，那些年轻学者对我的观念的形成影响更大。”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