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歌词 [在路上]

　　【摘 要】作为一部内涵多元、意蕴悠长的寓言式作品，电影《黑板》成功的展现出了一个荒诞而深刻的现代主义命题。一方面，该作是一部深受本土地缘文化浸润，有着表达民族现状自觉的伊朗影片，其散文诗式的叙事方式和纪实主义的美学风格令人深感共鸣。而另一方面，因其发达国家合资、文化精英导演，以及旨在冲击欧洲主流电影节奖项的创作背景，又使其注定要成为一部“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一部追求他者认同、为他者预留视点的“寓言之寓言”。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伊朗电影；萨米拉·马克马巴夫；道路母题
　　《黑板》是一部“在路上”的电影。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几乎令人联想到07年高考那个虚幻的作文命题：行走在消逝中。只不过影片里的人物不仅在行走，有时他们也跑，也攀爬，甚至于匍匐前行。
　　戴锦华曾在本片的分析文章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板》有着非常古老而典型的寓言/神话式的叙事母题：道路”。而所谓道路母题，即以“在叙事性作品中，某个人或某群人经历了一次真实的、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的旅行，在旅行结束时，这个/这群人将发现他们面对着某种始料不及的情景”为定义的叙事模式。无独有偶，上世纪的德国电影学家克拉考尔，也曾在其纪实理论的著作中提出过一种名为“街道电影”影片类型。在他看来，“在路上”的结构反复被电影所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街道“充满偶然性”。与此同时，实景化的街道和形形色色的路人，也容易调动观影者的生活经验，从而对影片内容产生思索或认同。
　　纵览伊朗电影，采用道路母题的作品为数众多。这并非是由于室内剧缺乏市场，而是因为伊朗电影的制作背景实在称不上宽松。阿巴斯就曾声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电影人大量采用实景拍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可以回避家庭的敏感内容，以此躲避严厉的审查。由此看来，那些在伊朗电影中大规模出现的乡村景观和田野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另一方面，与道路母题相伴相生的，则是同样在伊朗电影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寻找”。通过“寻找”，既能够展现社会的广阔图景，也可以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其主题内涵，无疑比“道路”更加深远。
　　在影片《黑板》的开头部分，首先出现的便是一条土路。土路之上，是一群身负黑板、寻找学生的老师——几乎是开宗明义的点出了“道路”和“寻找”的双重主题。而在接下来的叙事中，“黄色的森林里分开两条路”，主人公赛义德和里波尔就此别过，各自踏上了自己的旅途。随着双线叙事的展开，两人的境遇越来越呈现出某种对比性：赛义德遇见了一群老人，而里波尔则加入了少年们的队伍；前者试图回到故乡死去，后者则通过穿越边境生存。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遭遇的并非是具体的人群，而是具象化了的，这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过去”迷失在归途之中，“未来”则在负重的道路上闷头向前。
　　作为外来人物，两位老师都尽力的融入到行走着的社群中去。他们想方设法的推销知识，却在不知不觉中把不遗余力变成了不合时宜，继而遭到老少两代人的抗拒。作为某种“内在的异己者”，老师们非但没有因知识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丧失了基本的谋生能力。在影片中，他们被同行者吆来喝去，可见知识使人进步，亦使人退化。在一个苦难深重的战乱年代，试图用知识拯救命运或者改变现实的做法只会遭遇尴尬。
　　除了教师这一颇具反讽色彩的角色外，黑板则是影片的另一个核心隐喻所在。作为一个重要的能指，它几乎“汇聚了本片中无所不在的荒诞感”（戴锦华语）。首先，黑板应当悬挂于教室，当它在人们的肩膀上“流离失所”的时候，就已经象征了教育的边缘和弱化；其次，黑板本应以视觉上的高度和汇聚性强调教师的中心地位，这在影片中也无从谈起；最后，正是黑板的出现使以一对多的教育变成了可能，然而影片全程都没有两个或以上的学生同时出现过。因此在大多数时候，黑板只是充当着担架、掩体或是夹板，精神功能几乎完全被物质功能代替。
　　不单是教师和黑板丧失了实际的所指，甚至于影片的整套符号系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移。在电影的人物设置上，孩子们不相信希望，老人们没有了归依，女人不懂得爱情，男人则丧失了谋生能力（作为老师）和生理功能（无法排尿）。进一步讲，语言代表了沟通的艰难，宗教隐喻了信仰的虚幻，国家和民族则干脆成为了一组悖论——“在今日世界上，有太多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具有种族、文化的同一性基础，而且几乎没有其历史形成的渊源、脉络，而仅仅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现代化进程暴力分割的结果。”在《电影理论与批评》一书中，戴锦华这些写道：“在许多情形中，正是现代民族主义，以其神圣的叙述，遮蔽了这晚近历史中的暴力书写。”因此，当老人们在国境线——一个带有国家意义的表征性符号面前虔诚跪拜时，讽刺性的局面出现了：国家并未像其许诺的那样护佑自己的国民，但它依旧是人们心目中最为神圣的疆域。
　　文明二字，或许是笼罩在影片上空的终极表达。表面上，它是黑板上写下的文字、老师们兜售的话语，在炮火连天的动荡时局中何其无力。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却从双重角度上显现出巨大的威力。一方面，造成苦难的直接原因，即现代战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皆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另一方面，造成苦难的历史背景，又是长期以来各民族之间的利益纷争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总而言之，《黑板》是一部内涵多元、意蕴悠长的寓言式作品。除了荒诞而深刻的现代主义主题，其散文诗式的叙事方式和纪实主义的美学风格也令人深感共鸣。因此，在第一个层面上，《黑板》是一部深受本土地缘文化浸润，有着表达民族现状自觉的典型伊朗影片。在其质朴、含蓄的表达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千多年前的经典《古兰经》所散发出的保守、宁静、以及某种暗含着的排他性，也能在其民族生活的特殊图景中，找到人类共通的因素如爱情、友情和温暖人性。而在第二个层面上，作为一部发达国家合资、文化精英导演、并在欧洲主流电影节上摘得大奖的第三世界国家电影，它注定要成为一部“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甚至是“寓言之寓言”。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影片被放置在双重文本的位置上，这使它不仅要具备差异性，还要接受欧洲文化所指定的逻辑规则。
　　萨义德曾在其《东方学》中指出：“如果说东方主义曾经知识影响着西方世界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对东方主义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东方’自身这一事实敲一敲警钟了，东方主义对于东方的表述，如今已变成了东方人对自己的认识，简而言之，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我们不能否认，该片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的迎合了西方世界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这或许使她在追求他者认同、为他者预留视点的同时，无可避免的被他者所同化，从而像电影中的教师一样，成为一个异己者，一个“结构在文本内部的异己的观者”。
　　这种反讽式的迎合，集中体现在片中老师对知识的推销过程中。当这个杜撰出来的、毫无现实根基的角色质问他“潜在的学生”为何不想读书时，其场面的荒诞程度并不亚于“何不食肉糜”之类的经典问题。而在两名教师之外，影片中的成年男子，尤其是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却集体的消失了。他们在打仗，亦或是打工？为何只留下一群奇观式的老弱妇孺在银幕上凄凄惶惶，悲悲切切？这种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抹去民族主体的做法，似乎正好应对了一句后殖民主义话语：“人民不再存在，或者还不存在……人民缺席。”
　　【参考文献】
　　[1]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宁，生安峰，赵建民. 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3]李聪聪. 伊朗新电影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