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成因]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

　　[摘要]本文将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成因归纳为七种，即：经济贫困落后，贫富分化严重；被剥夺感增强，心理落差增大；敌对势力煽动，价值观念偏离；民族文化动员，民族纽带联系；聚居格局影响，群体交流充分；新兴媒介推动，大众传媒渲染；维权意识增强，利益表达不畅。
　　[关键词]损益性 少数民族舆情 成因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1年度青年课题《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分析与对策研究》（课题编号：11GZQN02）阶段成果之一；2011年度贵州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课题《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研究》（课题编号：GDDJSZ1125）系列成果之一。]
　　少数民族舆情，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群体对中介性社会事项所持有的思想认知、情绪反应、价值判断、意见建议等的综合表现。按少数民族舆情对社会造成有益或损害的后果，可分为补益性、损益性两种。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形成与传播的原因很多，既有宏观、中观、微观因素，也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七种。
　　一、经济贫困落后，贫富分化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少数民族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经济状况日益改善。但总的说来，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水平仍存在相对差距。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总人口中20%的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从城乡差距看，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之比仍高达3.23∶1；从区域差距看，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19.31%，西部省区市中人均GDP最低与东部省区市中最高相差10倍多。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属于贫困落后的西部地区，如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都位于西部。我国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农村。在这种利益分配秩序混乱、利益分配不平衡的格局下，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少数民族群众一般收入水平偏低、生活状况相对贫困，加之现代化对少数民族群众带来的思想上冲击，导致他们对政府、社会及富人的不满情绪不断产生、逐渐积累，形成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实践证明，如不及时化解这些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一旦遇到某些导火事件，便可能因不满情绪的积聚，导致这些不满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迅速爆发，情况严重时可能演变成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如2008年7月19日发生的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暴力冲突事件，表面上看是大规模使用警力处置胶农与橡胶企业的冲突带来的恶果，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橡胶价格不断上涨，但当地胶农与橡胶企业利益分配失衡，橡胶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被橡胶企业占有，胶农的收入没有提高，导致双方存在利益纠纷，长期以来积压在胶农心中的怨气、怒气便逐渐发展为对当地政府、干部的不满。又如，2004 年青海、甘肃两省交界的很多地方，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因草场放牧问题常常发生利益争端，引发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严重时直接发生群体冲突。
　　二、被剥夺感增强，心理落差增大。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产生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又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时，马克思曾指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状态。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收入水平不能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便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与某一生活标准比较，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收入水平所表现出来的贫困状态便是相对贫困。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按2010年标准中国贫困人口有2688万，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1.28亿中国人属于贫困人口。当前，在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绝对贫困现象仍然存在，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相对贫困现象却更为普遍。伴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进步，少数民族地区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政治参与日益增加，文化教育不断改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但与东部发达地区和广大汉族群体相比，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不同程度上感到享受国家发展进步带来的益处相对较少，甚至感到自身是改革开放的吃亏者，是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的受害者，感觉到相对差距较大，相对剥夺感随之产生，“被边缘化”的心理落差不断增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的不断推进，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放眼看中国、看世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常常将自己与发达地区的富裕群体相比较，不断向党和政府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对党和政府的期望不断升高。一旦党和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便会产生怨气、发出怨言，有着相同或相似处境的少数民族群众便会产生共鸣，形成群体性的不满，以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不断追求预期利益，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随之生成。如果对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处理不及时，处置不适当，便会引发一定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群体上访、串联、集会等情况，严重时可能演化成破坏性极大的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
　　三、敌对势力煽动，价值观念偏离。长期以来，敌对势力不断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和广播、电视、报刊、软件、网络、手机短信等现代媒介，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同胞灌输各种反动思想与理论，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产生一定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内外敌对势力无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顾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客观事实，大力宣传“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操同样语言的建立一个国家、宗教信仰一样的建立一个国家”，妄图将民族与种族、血缘、语言等个体因素划等号。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挑起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间的对立和仇恨。这些反动言论、反动行为对一些少数民族群体造成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他们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形成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例如，为了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一些西方国家**势力不断加强政治宣传、政治渗透，对新疆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极少数少数民族同胞受这些思想、行为的影响，价值观、人生观扭曲，极大地威胁我国国家安全。此外，他们还操纵“东突”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制造了乌鲁木齐7·5 事件、喀什8·4事件、和田7·18事件等一系列****恐怖事件，攻击并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煽动仇汉、排汉甚至反汉的民族敌对情绪，破坏安定团结的边疆环境。又如，长期以来，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主义势力，打着“愿意谈判”的幌子，将实现“民族福祉”当作诱饵，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出用“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西藏问题”，大肆编造谎言，致力歪曲宣传，欺骗各国民众，误导国际舆论，将“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再如，我国极少数“**”****受“泛蒙古主义”思想影响，以恢复民族传统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宣扬“大蒙古”主义，从事分裂活动……这些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与错误歪曲的价值观念在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中得到一定程度认同，引发了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给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