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世纪的哲思】

　　日前从同事李智博士处得到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赠送给我的新著《中西文化与自我》，不禁欣喜若狂，因为这部著作是我期待数月的。此前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连载的六篇文章《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一至六篇）是其中的第四部分。世英先生以“自我”这个独特的视角来观照中西哲学、中西文化的异同，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哲学著作。
　　张世英教授今年已是九十二岁的老人，但他一生在哲学领域里不断探索，不断耕耘，不断突破，不断超越。我和张没有很密切的交往，却一直对这样一位哲人充满了敬仰之情。我在研究生刚毕业时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和《逻辑学》（即“大逻辑”）、《精神现象学》，无法弄懂那些抽象而晦涩的思辨，就是以张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等为津梁。记得从学校图书馆里找到张先生的那本绿色封面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简直如获至宝，拿回家里便在只有六平方米的书房里看。通过张先生的阐释，觉得再进入黑格尔的世界，就没有那么困惑了。进入本世纪，我调到北京，在大学里教授和研究美学、文艺学，读到了张先生的《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版）、《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等新著，更是让我在惊叹之余，敬仰不止。张先生在耄耋之年融通中西方哲学，将哲学研究向前大大推进，这岂是常人所能为！我在张先生的这几部著作中得到了许多启迪，也激发了创造的热情。张先生提出的一些新的哲学话题，如“超越在场”，“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艺术中的隐蔽与显现”、“论惊异”等，都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我在进入新世纪之初写的一系列美学文章，如《审美惊奇论》、《广远与精微》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张先生思想的影响。我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堂上都鼓励同学们读张先生的《天人之际》、《进入澄明之境》等著作，中国传媒大学的很多研究生也深受张先生的思想沾溉。我又读到张先生的《哲学导论》，开始时我以为可能只是一部哲学教材，读后才知道，这是一部对现在的哲学体系有重大突破的著作。
　　“自我”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也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问题。张先生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此前的著作里，张先生都程度不同地论述过“自我”问题。而眼前的这本《中西文化与自我》，则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来渐次显发“自我”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意义。张先生是有感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体性自我”的缺失，通过回观西方和中国的哲学发展历程，来透视自我的觉醒过程。如其在书的封底题词中所书：“西方文字，‘我’字大写，中国人则爱自称‘鄙人’。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洪流中，我们中国人也该改变一下老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堂堂正正地写上大写的‘我’字，做一个大写的人。”这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缺少真正的“自我”，这正是国人由来已久的心理痼疾。张先生对此非常理性，他的论述从西方和中国有关“自我”的系统观照中，阐述了“自我”的应有本质。
　　我国当代心理学家朱滢先生有《文化与自我》一书，其目录的“专题一”中并列了两个标题：其一是《Searle论自我》，另一个是《张世英论自我》，认为美国哲学家塞尔代表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张世英则代表中国哲学对自我的看法。朱滢先生从心理学的方法入手进行分析，认为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与独创性；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的自我”，强调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相互依赖。在我看来，朱先生的这两个命题“独立型的自我”和“互倚型的自我”，还是相当准确地揭示了西方与中国不同的自我观。张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并受其启示的。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朱滢是通过大量的心理实验和社会调查之后得到的结论，有很强的说服力。朱滢得出结论：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年轻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互倚型自我”。缺少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张先生并不认同朱氏说自己“代表中国哲学对自我的看法”的判断，而是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应该吸纳西方人的自我观而又超越之。张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观，其实是抱着冷峻批评的态度，他用注释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指出：“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以个人所属各种社会群体之‘我们’占优先地位，故每个个人所着重于其自身的，是其所属群体的‘我们’占优先地位，故每个个人所着重于其自身的，是其所处社会群体之中的地位，亦即平常所说的身份：个人之所言、所行，就其主导方面来说，是其所属群体的‘我们’之所言、所行，也就是说，按‘身份’言行。于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我’（‘自我’）的观念被湮没无闻。总之，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尊卑上下，各有所属，人皆按‘身份’自称；在下者不敢言我，在上者不屑言我。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缺乏独立自我观念的文化。”（《中西文化与自我》，2页）作者先是通过第一篇《本质的深层含义》来深入论述“主体性”与“个体性”的内在联系，且从黑格尔的“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命题，揭示了胡塞尔“面向事物本身”的著名命题对于“自我”的哲学价值。所谓本质，其实乃是主体意识的观照之物。作者认为“事物深层本质的显现是一个由外在的自在之物转化为主体意识中为我之物的过程”，这都是通过对黑格尔和胡塞尔的深入分析得到的。
　　自我意识的发展和显现，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展开过程。张先生在对“自我”的论述中，显然是深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展开的影响。他在本书中指出了西方哲学中的几种“自我”观，并且着重介绍了柏格森“在意识流的绵延中领悟自我的自由本质和创造性”。柏格森提出“深层的自我”和“表层的自我”的区别，认为深层的自我是运用思考，对外在的原因做出了更改的思考，才做出决定。“表层自我”也称为“第二自我”或“寄生的自我”，相对于“深层的自我”而言，“表层的自我”显然是浮浅的、外在的。张先生在柏格森的阐发中得出了“只有审美的自我才是真正自由和有创造性的”结论，这也是体现于张世英哲学思想日趋明朗化的过程中的。美学在张世英哲学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哲学是关于人对世界的态度或人生境界之学”（见《哲学导论》，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八年二版），提出人生有四种境界，包括：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这在他的《哲学导论》和本书中都有系统论述。这四种境界，依次由低向高，审美境界也是人生之最高境界。因而，审美观在张世英哲学思想中占的地位和比重是其他哲学体系中所未曾有过的。这在他的《哲学导论》中有明显的体现。张先生对审美观的建构，在他的哲学理论系统中是无法剥离的，是其中最能体现其哲学特色的部分。《中西文化与自我》这本书中的第三篇《中西美学思想与自我》，系统地阐发了西方美学思想中自我意识的发展状态，同样地，作者也是将在美学思想中的自我意识置于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发显的过程之中。古希腊的美学思想里，“自我在孕育中”；现代的美学思想里，“自我被蒙上了宗教神秘主义的阴影”；中世纪美学思想里，“自我脱下了***宗教神学的外衣而展露自身”；后现代美学思想里，“自我作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整体，更充分地表现了自由和个体性的特征”，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在西方美学发展历程中“自我”意识的显发过程。张先生在第八章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与自我”，为后面的第四篇凸显了一个美学的脉络。中国美学在其发端之时，便以“互倚型自我”为基本意识，而这正是儒家美学最突出的特征。道家的美学思想，则以“无我”为美，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秦汉以降至于唐宋时期的审美观念，张先生指出其是“以无我为美和以自我表现之遇合”，而到明末清初之际，自我表现成为当时审美观的核心观念。这就将中国美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变化与发展的脉络呈现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