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意思【耐人寻味的孤独】

　　这几年来我的创作一直不太顺利，从开始拍电影以来，几乎每一部片子都有或大或小的麻烦（这次的《欢乐英雄》、《阴阳界》除外）。别人在问“为什么”，我也一直在不断地问“为什么”。每每在问而不答时，我是孤独的。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你的话如果能说出来，便不会孤独了。所以我几年来竟有了一个毛病：在会议或什么庄严的场合讲话时须拟一个发言稿……有一种心理障碍。有时我觉得这十分可笑，当然，也有些可怕。其实，我想说的话是很多的。生活里和创作中的一些颠倒现象有时令我很痛心，这种痛心不会引起我去怨恨谁，只是创作者在一种孤独状态中的苦闷和切肤之感。比如《晚钟》，拍成后一直不顺利，缓期了近两年，一出来便遭到了“一个国内拷贝”的痛击。然而，它发行后短短几个月，从国外便不断有信息反馈回来，特别是它被西柏林电影节选去参赛以及要连续参加日本、香港和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几个影展后，渐渐才有人对它刮目相看。我倒不是说这片子多么好，也不指望它能获什么奖，而是它击中了我几年来常思常想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是不是一定要得到外国人的首肯后才能自己肯定自己？这是个挺让人感慨、对中国来说也是根深蒂固的历史痼疾。
　　电影这东西挺磨练人的，短短的几年便把我从一个“热血青年”磨练成一个冷静的青年。从创作中也可以看出来，拍《喋血黑谷》时，发着41度的高烧去折腾那个“难民营”；拍《鸽子树》时，大家一道痛哭流涕；之后的《最后一个冬日》，仍多情地去点燃那“感情的炸弹”；到了《晚钟》，便冷峻起来，不慌不忙地去讲述这个故事，斗胆地从天上看这大千世界中发生在中国一个角落里的中日两国军人人性的击撞，这时，再没有了“热血”；这次的《欢乐英雄》、《阴阳界》，就有了一种“薄情”，从容不迫、毫不动情地处理生生死死，处理一个又一个的死亡和毁灭现象。但从我内心来讲，每每处理这些题材和人物时，我悲痛的心都在流血。
　　在《晚钟》极不顺利的拖延和反复修改过程中，我所有的积怨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今后再也不搞战争片了，“永别了，武器”。但紧接着的《欢乐英雄》和《阴阳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战争片，除了影片中的战斗外，最主要的还是文化的战争和人的战争。
　　这两部片子，首先是题材“不讨好”——传统的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其次是电影面临商业经济的巨大冲击，低档商业片甚嚣尘上。还有就是这里面有政治以及长期以来被政治定了型的一些创作模式。此外，人物众多，情节复杂，需要高度精心的结构和周到慎密的处理与营造，而拍这两部片子的时间却只有通常拍一部影片的最快时间。
　　但是，我导了，我要把近年来在我内心深处涌动的一些东西透过银幕告诉观众。
　　第一，中国的文艺作品由于几十年来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受“左”的干扰太深，无形中使许多领域人为地处于一片空白。一涉及人性、阶级以及本民族的一些劣根性时，便笔锋陡转，设计一些外来的敌人，经过一番搏斗，张扬一番民族精神了事。其实，为了本民族的更加进步，有时也应作一些国民性的检讨或批判。钟惦Fei老人生前说过：一个敢于亵渎自己缺点的民族，比那些张口便说老子比你更伟大的民族更勇敢、更伟大。我想他一定是有感而发的。中国人，大约从我们祖先的祖先开始，小时候的启蒙便是些诸如《三国》《水浒》《说唐》，更别说《封神演义》《七侠五义》之类暴力打杀故事，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无形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准则。大至“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小至如今还盛行的闽南械斗，不都是这样嘛！《老井》里头的村党支部书记还带头械斗呢！闽南的宗族械斗就是如此。祖先结下来的冤仇轮到我们这一代，还得打，谁也没有问过为什么而打，死也死得不明白。这其实就是一种极端典型的战争冲突，是一种由文化的冲突所引起的战争。其实人类的许多战争行为都是由于文化的冲突和人为的因素而造成的。“文革”就是一次彻底的恶性膨胀，极端惨无人道的政治和宗派械斗！我觉得，把这个问题作为处理拍摄内容的切入角度之一，影片就会具备些意思了。
　　第二，过去一贯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今天我们都认识到阶级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现在在银幕上，我们就一定要强化后者，要剥下许多罩在历史、文化以及战争上的虚假的网罩，要把真实的人生本质，以及被人造历史遮盖了许久的很残酷血腥的血肉袒露出来。其实政治斗争不仅有经济的因素，也有人性的因素，战争亦是如此！比如《欢乐英雄》中的蔡老六爹，是一个出卖自己儿子的告密者，但他曾是一个昔日的好石匠，身上有许多复杂的人性因素。实际上他是儿子的情敌，他也因为赤贫更因为**，对金钱有一种病态的渴望……他出卖儿子丝毫不是因为“父子关系也是一种阶级关系”。所以，当他最后看见灵台上儿子的头颅时，迸发出了一种父亲的感情。又比如小学校长陈聪是个叛徒。但谁也没有收买过他。他完全是因为爱情的原因，出于对情敌的怨恨才逐步走向叛变。因而他的死更多了些殉情的意味。影片目前呈现出的由于宗族械斗形成的发生在闽南侨乡的政治形态，绝不是过去那种被概念化抽象化的简单政治，而是有深刻的人性内容、文化内容的一种政治。
　　第三，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往往不但革命者是“不食人间烟火者”，其家庭成员也都是革命者或“红外围”，红色家庭居多。但在《欢乐英雄》中我们却刻画了一个革命者蔡老六和他那极其复杂的、绝不是红色家庭的故事。然而，这丝毫没减弱我们对他们的赞美。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用千百万共产党人的奋斗和牺牲换来的。蔡老六就是一个普通的烈士。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高大的形象，只是一个在革命低潮中从南洋回来的贫苦石匠。他没什么文化，但坚定地忠于自己的信仰，默默苦干，为打开南区的局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的个人感情世界又陷入一种黑暗和剧痛之中：离家7年回来，爱妻身边多了一个5岁的女儿；陷入**不能自拔的父亲，因赤贫已堕落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人类的一切恶习和败坏的道德集中体现在他那骨瘦如柴的父亲身上。最后，就是这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断头台……
　　蔡老六一方面为了最崇高最神圣的理想在搏斗，一方面又在最黑暗最痛苦的感情世界中沉浮旋转，备受折磨……当他终于知道那惊天动地的乱伦事实以后，深吐了一口长气，原谅了他的妻子——苦难的玉蒜。他在纪律和人的感情之间选择了后者，刚逃亡进山又连夜返回家中——他终于摆脱了一种文化和道德的折磨，意识到妻子的真正存在。他平时的自虐变为一种自责，化暴烈为内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里他拥抱了妻子……这欢乐无疑会给他带来死亡，但这欢乐却是人生最闪光、最纯美、最难求的不可多得的瞬间。他的死亡有为了革命的成份，但他的死因，却为这样一个崇高的道德力量使然。我们没表现他的“宁死不屈”，只用了一个镜头就转换出断头台前他被分身的尸体，却用了一组镜头很纯的意境表现妻子对他的寻觅和呼唤。
　　玉蒜在原小说中也曾担任过望风放哨的角色，剧本中去掉了这一笔。她的身上沈缩了旧中国贫苦不幸女人的苦难和悲哀，同时，也集中国女人的传统美德于己身。在丈夫死后，她以一种超然的道德力量决心复仇，以达到心理上的相对平衡。她顽强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让死神逼向老烟鬼，使中央军上校林雄模走向了死亡，做到了党的武装力量在当时还做不到的事情。
　　在过去，甚至在距今日很近的过去，如果让他们作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共产党人的妻子、一个共产党人的父亲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他们是没有资格的。所以，他们的形象起码是对建国以来许多电影中主人公模式的一次彻底背叛。如果不是中国的改革，他们至今可能还在画外。
　　中国电影近年来发展变化很大，快的时候甚至有一季度一变的速度，我觉得这种“转折”实际上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发展现象，于是我也想到了4年多前的《鸽子树》，因为它目前还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标准拷贝，关于它的开禁问题也该提出来了。40年来，毛主席像由于《末代皇帝》而出现在台北的电影院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万古不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