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式基尼系数:中国基尼系数

　　【摘要】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如果基尼系数过大，不单单只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公，更会引发市场萎缩，社会动荡。我国的基尼系数近些年一直出于较高水平，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自然引起各国学者的兴趣，他们对我国基尼系数有自己的解读。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我国基尼系数，本文将进行了一些解读。
　　【关键词】基尼系数 中国式 解读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结果为：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0.5，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的数据是0.47。目前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各种说法均认为中国已远超0.4，处在面临社会动荡和经济萎缩的危险期，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在不断增大的同时,但却有以下的现实:第一,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第二,贫困人口不断降低，社会基本稳定。因此中国的基尼系数需要中国式的解读，绝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结论，而忽视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国内的基尼系数固然较高，但它目前尚未达到外国同等水平时的危险，如20世纪90年代末拉美。我们主要基于一下几点考虑：
　　第一，城乡二元经济与区域经济差距对高基尼系数的重要成因之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很多人的眼里是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国家，按道理来讲，基尼系数应该很低，但据资料显示，1978年中国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已达0.331，不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多少。很有趣的是在，1978年城市内部基尼系数只有0.164，在农村内部也只有0.227。这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中国的城乡差距是高基尼系数的重要成因。
　　高基尼系数之所以能诱发社会动荡，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贫富差距过大，大部分民众不满贫困生活，产生仇富、反对现行体制的心理。我国基尼系数的上升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差距扩大，而不是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就导致我国基尼系数尤为与众不同。当你居住在相对经济落后并且相对封闭的区域内，你接触到的大都会是一些收入与你相差不大的人，他们会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隔经济发达地区高收入所你带来的刺激。在这样的封闭的环境里，人也自然很难产生仇富、反抗心理，从而实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由此中国的基尼系数的上升目前尚很难带来拉美式的社会不稳定。
　　第二，基尼系数上升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阵痛。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阶段，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向城市转移,同时资本也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必然会引起要素收入分配向城市居民和资本拥有者倾斜,收入不平等加剧。但城市化和工业化完成后,资本会向第一产业回流,城乡发展差距降低。这一动态过程反映到基尼系数上,就是先增后减。这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倒 U型曲线，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过程，1913年，德国经济均居世界前三。但伴随着高速发展的是两极分化，1900年，仅占人口10%的最富裕的德国人拥有了50%的国民财富，分化程度超过今日之中国。但七八十年代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完成，德国基尼系数就几乎保持逐年下降之势，目前保持在0.3左右的水平。所以我们相信未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实现，基尼系数将迎来拐点。
　　第三，三条保障线保证了贫困民众的基本生活。部分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也比较高，如美国2010年基尼系数为0.46，南非2000年时更是高达0.58，但他们并没有出现一些同样大小基尼系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动荡现象,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们较完善的福利制度。例如美国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体系，包括联邦社会保险、失业补助金、公共援助金、孕妇与儿童福利等四大类，基本涵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目前虽然没有系统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但目前三条险尚能保证贫困民众的最基本生活。我国的三条线分别为贫困线、低保线、下岗职工的最低补助线，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具体标准各异，这些补助使得低收入民众能够维持生活，防止社会动荡出现。
　　尽管如上文分析，基尼目前没有显得那么可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掉以轻心，目前出现的一些新态势使得高基尼系数诱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萎缩的可能性加大。
　　首先，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地区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同时，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快速扩大。一方面进城务工人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取得相对于之前较高的薪金，但仍低于城市收入水平，很难有效融入色彩斑斓的城市社会，以至滋生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后，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消费能力，引起一些农村低收入家庭对现状的不满。2011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问题新解》显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现状，报告中就以张家港市为例指出三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农民工子女占80%以上，其中暴力犯罪显著增加，杀人、**大案时有发生。无锡警方曾摧毁一个抢劫犯罪团伙，成员均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所得财物均用于高消费。这表明，随着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各种侵财型犯罪激增，如不有效缩小差距，必将威胁社会治安。
　　其次，一些地区CPI增速超过各类贫困补助增速。虽然目前各地补助标准不一，但大多都只在每月两三百元左右。很多地方低保发放制度不完善，出现弄虚作假现象，补助金不能足额发放到贫困户手中。如不加大民生资金投入，有效改善贫困民众生活，社会低收入人群的不满情绪将放大，从“沉默的大多数”变为“愤怒的大多数”，直接威胁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市化一步步推进，资金进一步向城市，向第二、三产业倾斜，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随着收入差距加大，基尼系数增加，各种突发性事件时常发生，不稳定因素增加。政府的工作关键在于做好收入初次、再次分配的合理化，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有专家预计人均收入上升到中等水平以后，收入分配状况会逐步改善，中国基尼系数会开始缓慢下降，实现改革开放惠及最广大人民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