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南作曲的歌曲_施光南的歌

　　光南走了，走得这样突然。　　在他猝然倒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俩还在电话里谈了半个小时的歌，谈他呕心沥血的《屈原》，谈他梦寐以求的音乐会，谈民歌在青年人中间的新知音……
　　他倒在钢琴上，倒在他的歌声里—他的一生就是一组传世的歌。
　　《春天》
　　每个人都有他的春天，光南的春天夹着雨和雪。
　　他是在本世纪4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来到这个世界的。当时的华夏大地上笼罩着三座大山的黑暗。光南的父母曾经是著名的革命者，在大革命时期是黄浦军校志同道合的教官，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长期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1940年8月，当他们在重庆意外地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想到他身上会有音乐的细胞，更没有预料到他将在几十年后进入中国最著名的作曲家的行列。
　　“有人猜我是童子功，也有人说我是大器晚成。其实都不是。”光南在广州曾和我夜谈过他的身世：“我小的时候家里颠沛流离，能活命就不错了，哪里顾得上让我学习音乐，更甭说什么练琴练耳了。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位女教师，是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的学生。她特别喜欢音乐，不知怎么注意上了我，说我对音乐敏感，模仿力强，格外注意对我的音乐启蒙。5岁那年的春天，我在课间随口哼了一阵即兴调，有心的老师赶紧用笔把谱记了下来。她说：这段旋律虽然不及莫扎特的神童曲，倒也挺有点春天的情趣，就取个名叫《春天》吧—这就是我的处女作。”
　　光南真正的春天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得益于启蒙老师的引导，他在小学就是文艺活动的骨干，还参加了学校的童声合唱团。刚解放的北京城是个歌声的天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伴随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这春天是光南音乐创作最早的根基，他写的第一批创作歌曲几乎都是以歌颂党为主题的。
　　光南的父亲爱听京剧，在工作之余也常哼上几段。光南跟着听、跟着唱，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居然能流利地背下许多长段板腔，甚至能说出梅、程、麒、余等各派唱腔的艺术特色。小学快毕业那年，正赶上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大会演，中华各族的民歌、民曲、民调使光南仿佛忽然来到遍布珠贝的海滩，一下子不知道捡什么好了。那阵子光南成了个民歌迷，一会唱一段河北梆子，一会又哼上一段“四季调”。旁的人听了都说：“韵和味还挺像回事的。”光南的同行王立平向我介绍：“光南是我们这辈人中民族音乐底子最厚实的。”光南说：“人家老问我从哪儿学来那么多民间旋律，其实都是搞音乐之前就哼熟了的调。”
　　《我要飞翔，我要歌唱》
　　哲人们曾经说过：尽管人人都愿意走直路，世界上真实的路却没有一条是直的。光南的路也是这样。
　　在圆明园的旧址上有座历史不长却相当有名的中学，这就是当年从解放区迁来，主收军烈干属子女的一0一中。
　　在这个学校的校友册里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劳动部长阮崇武……光南也是这个学校引以为荣的学生。
　　可是光南当年并不安心在这个一流的中学里读书，他的心早就飞进了音乐世界，他一直想上音院附中。但是妈妈不同意，光南也无奈，只好在业余时间做自己的“音乐梦”。下了课就抄歌、唱歌、听歌，随身的小本子，几乎就是《新歌集》，班上要搞文艺活动的时候，大家都来借他的小本子。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光南歌抄得多了，肚子里不知不觉地就酿出不少新的旋律。当时的报上常发表一些抒情的小诗，光南就拿这些诗来试着谱曲，然后把它记在自己的小本子里。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怕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他在作曲者的位置上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而总是胡乱填一个假名。这些歌从光南的小本子上传到同班同学里，再逐步传到其他的学生中，居然就渐渐地唱开了。
　　有一阵子，随着中苏友好高潮的到来，俄罗斯民歌流行一时，在北京郊外的校园区，只要月亮一挂梢，到处能听到有人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时的光南开始给杂志上的苏联短诗谱曲，他的小本子里诞生了不少谁也没听说过的俄罗斯作曲家。
　　1955年一个夏日的傍晚，他在报栏里浏览当天新闻，北京市少年歌咏赛获奖节目将在当晚汇报演出的消息自然逃不脱这个“音乐迷”的注意。忽然他眼睛一亮：在获奖的节目单里居然有一首《懒惰的冬尼娅》，再看作曲者正是那位除了光南外世上再无人认识的“××斯基”！血顿时涌上了这位15岁少年的头，他转过身就向城里赶去。等到了剧场，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票。他到售票窗口买票，人家说今天的观众全是请来的客人，不卖票。折腾了半天，眼看着有票的人全进场了，只剩他这个穿汗衫的学生在门口乱转。这时有一位等人的中学老师看到了他，问他为什么老是不进去。光南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把自己写的歌得了奖却没有听歌的票的原委都告诉了老师。这位老师听了很感动，就拿出自己的一张票给了他。光南后来回忆说：“当一个穿绿背带裙的小姑娘从幕后走出来唱那支歌的时候，我忘记了自己在哪里，我好像和歌一道飞起来了。那是我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我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后来的好多天，我一直处在忘乎所以的兴奋状态中。”
　　进入高中之后，光南的志向就更加专一了，以至平时一对音乐之外的功课显得不那么专心。这引起了同班同学的一些非议。光南政治上从未放松过自己，他多次写申请书要求入团，可是每次支部讨论他入团的问题时，同学们都有不少意见。光南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团小组长伍绍祖：“有的人用劳动为祖国服务，有的人用知识为祖国服务，我的志向是用歌声为祖国服务。”伍绍祖最先理解了光南，他召集了自己团小组的团员们说：“谁敢说施光南今后就不能成为中国的贝多芬呢？我们应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为此，团小组的同学给光南开了个“音乐会”，绍祖弹琴（他当时是钢琴组组长），光南唱歌。在歌声中有人提议：“光南写了这么多歌，可惜人家都不知道，我们给他出本书吧。”于是，这个5角，那个1块，大家凑了几十元钱，到誉印社为光南印了一本手抄的歌曲集《圆明园之声》。几十年后，当出版社争着要出施光南作品集的时候，他感慨地说：“我的第一本作品集是团小组给我出的。”
　　看着光南执著追求的热情，不懂音乐的母亲也开始关心光南的音乐学习。妈妈领着17岁的光南去找钢琴教师林太太，林太太摇摇头说：“您看我教的都是五六岁的孩子，17岁太迟了。”然而光南不死心。没有专门的老师教，他就自己上钢琴练，遇到不懂的谱，就去找音乐教师问。可能是他对音乐有特殊的秉赋，没过多久，这个超龄而又无师的学生就弹得挺像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