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人格的困扰_双重人格的表现

　　如果说双重人格的矛盾，是给人们带来内心痛苦的一个渊薮，那么确实可以说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代病。越是有着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越是有着对道德完成的向往，越是愤世疾俗，高洁不俗，便越是饱受着这种折磨。看看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看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字里行间不无怨尤和无奈。又想做官，拯世济民，又不愿意摧眉折腰；又要入世，又要保持着冰心一片。出路只能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当然，不同的时代，这种矛盾包含着不同的内容。但是，理想人格与社会人格的矛盾，几乎在任何时代都是相互抵牾的两端。在今天，不少青年朋友受着的困扰，也同样是这两种人格的交锋。我们痛恨那些阿谈逢迎、追名逐利、以强凌弱、两面三刀等等丑恶行为，但有时又不得不屈从。当我们提着礼品，面上堆着极不自然的笑容和恭谨，去争取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和机会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困扰是不言而喻的。
　　对这种人格矛盾的痛苦，确实需要作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甚至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条分缕析，但这并非我的能力所及，我只想暂时从困扰中跳出来，对这种矛盾人格赖以生长的社会现象及思想原由，作一些浅显的分析。我从没有指点迷津的奢望，也不认为教人摆脱尘世，到深山里去做“翩然一只云中鹤”是什么正途。
　　道德评价与效益评价的抵牾
　　中国人引为骄傲的东西，四大发明倒在其次，“道德第一”是首要的。但是，从古到今，多少宽袍大袖的思想家，皓首穷经，去论证“善”是人之本，却归于徒劳。不仅中国如此，费尔巴哈说“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时，以为自己说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他因此而受到作为经济学家的恩格斯的嘲笑。他们的徒劳，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强大的对手—生产力经济学。君不见，从青铜器、铁器，到火药、核科学的诞生，有哪一样不伴随着人类的厮杀和流血？商品生产的发展，每时每刻都在嘲弄着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可以这样说，文明的前进，常常是与不道德甚至罪恶相伴而行的。凯恩斯说得不无道理：“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
　　我当然无意扬恶抑善。我只是想说，商品生产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对原有价值模式的摧毁性冲击。只要人们承认商品生产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动力，愿意接受彩电、冰箱，愿意用超音速客机代替辘辘作响的牛车，同时也就必须承认和接受这利价值观的搏斗。可以对恶行疾愤如仇，却无法对这种搏斗厌倦。互相矛盾的价值观，被现实同时承认，这种多难性反映在人格的屏幕上，就呈现出人格的双重性或多重性，象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象刘心武的“每一片绿叶”。面对这一巨大的冲突，该怎么办呢？我想告诉我的青年朋友，承认它，迎接它，却不要过于痛苦，因为它是必然，是人类文明的代价。
　　对人格理想的反思
　　具有人格理想或者说道德理想的人才会有人格分裂的痛苦。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传统的人格理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模式，实在有反思的必要。我们这个民族总有一种几乎统一的道德理想，并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在这下面，我们只有一种价值模式，它像数字中的一根数轴，往左端是好，往右端是坏，任何人，任何一种人格，都可以在这根数轴上标出它的数值。所以我们，向习惯于用好坏两个字去判断人和事。君子就具备了一切美德，而小人就集中了一切坏的德行。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实际只有道德英雄一种。尽管商品生产不可抗拒地到来，我们却缺少与商品生产相通应的价值观—效益评价。回溯历史，我们的祖先为忠君的人建庙，为死战的人立碑，为殉夫的人树牌坊，却从没有为一个在生产力发展上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建立什么。如黄道婆、祖冲之、蔡伦、毕升，历史对他们的态度还不如孟姜女。为什么呢？也许正是他们没有所谓人格的力量。历史是发展的，理想人格却是相对静止的，这也是理想人格与现实矛盾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需要改造传统的理想人格，需要打破一维性的价值模式。看看今天的日本，他们做的西服堪称世界第一流，但是他们没有抛弃和服。他们有世界第一流的交响乐团，但是大和风格的日本音乐同样听者甚多。他们研究实证主义的教授，可以带一位研究唯物主义的研究生，而且可以暂时放下自己的实证主义，用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评价研究生的论文。如此等等。我们在研究日本高速发展的原因时，常常从教育、经济、文化方面去探究，却很少注意他们民族别具一格的价值观。在我们认为是对立的、矛盾的许多问题上，在他们看来却可以并行不悖。在这种多维性的价值观之下，能有定于一尊的理想人格吗？他们会有这种排他性极强的理想人格吗？
　　我想，多维性的价值观，并非好就是坏，坏就是好。也并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绝不能说只有一种理想人格是高尚的，其余一概是卑劣的吧？道德的产生，远远先于法律，正是由于道德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外在制裁力量越来越显得不够了，才产生了强制性的法律。法律只是限制社会不容许的丑恶现象，却从不指明道德理想。那么今天的理想人格依据什么去改造呢？我认为只有看它与发展着的商品经济的适应性。社会提倡的理想人格，可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社会允许的人格，对商品生产与生产力发展有益无害的，又为何非要痛心疾首呢？我们需要抛弃一维性的价值模式，否则，我们就无法面对今天“纷哉万象”的社会，无法对一个有缺点的改革者作出正确的评价，却只能塑造出一个君子的模式，去对他评头品足，然后大失所望。
　　社会角色的恶性循环能中止吗？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种现象姑且称为社会角色的恶性循环。未得志时，受着得志者的欺压。一旦得志了，又欺压别人。当媳妇时，受着“婆理”的压抑，熬成婆婆后，又对媳妇奉行“婆理”。自己做着自己深恶痛绝的事，有人把这叫作双重人格的痛苦。这也是理智者的思考，完全昏头的“婆婆”，哪有这么清醒的反省呢？
　　也许这只能到心理学中去找原因了，人都有显示优越的欲望。欺压“不得志的人”和“媳妇”，往往可以满足这种欲望，曲折地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有些青年人的压抑感，正是由于被具有变态人格的“婆婆”们压出来的。要中止这种恶性循环，正是可以在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过程中实现的。
　　高尚的人格应该具备对别人自由的尊重。文明的发展已经昭示了这个道理。我们传统的理想人格，常常显示出一种束缚，即人达到了完全可以克制欲望的程度，就是道德完成。那么“婆婆”不仅可以在欺压“媳妇”中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且还在帮助“媳妇”实现理想人格的追求呢，何等功德无量！现代文明使人们越来越珍视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是对此最精辟的概括。那么今天的理想人格，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着对自己和别人自由的珍视。清醒的现代人，怎么可以把自己曾经吃过的苦头，又加在后来人的头上，而自己又受着双重人格的困扰呢？
　　应该有这样的宏愿：只讲“婆理”的时代，到我这里结束。我珍视后来人的自由，这便是我高尚的人格。
　　我从来没有奢望给任何人以答案，我只是想开辟一条思路，让我的朋友顺着它去思考，或许有些道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