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种“业余爱好”的违法之嫌 业余爱好

　　假如你对某个人的某种事—比方“风流韵事”，特别感兴趣，在不妨碍当事人权益的情况下，你耳朵长得特别长，到处打听—这虽然在情调方面未免下作，但也无碍大局。不过，这种“业余爱好”应以不侵害当事人权益为度。如果这种“爱好”超过了某种限度，不论你的动机是多么正经，目的是多么高尚，都可能适得其反：你原是证明别人违纪、违法，而你自己却实实在在地违纪、违法了。
　　我且举三个司空见惯、习焉不察，却又不能不诉诸“法”的观念加以商榷的例子。
　　第一谓之“捉奸”。一个人怀疑另一个人与某位女士有所谓不正当关系。为了证实这一事实，拟定了“捉奸必双”的战斗方案—“掏一回窝子”。这位“业余探子”不仅跟踪某人，而且潜伏到某人住宅的窗下，冒着寒风大雪，从各种缝隙往里窥视。而果然有一日，认为战机已到，在夜深人静之时，巧妙地破窗或破门而入，大喝“奸夫淫妇，哪里跑！”这时候，不论你如愿以偿还是徒劳一场，是否意识到这是一种严重的犯法行为呢？这样说，你也许以为冤哉枉哉。但如果把事情反过来，如你酣睡之时，有人破门而入，并声称“调查**”，吓得你出一身白毛汗。你认为干这种事是很庄严的呢，还是以为是对你的侮辱和侵害呢？即使你不是单枪匹马，而是拉上所在单位的同事乃至领导，打这样的“伏击战”行不行？也不行。因为没人授权，允许你可以突然袭击一个公民的住宅。
　　第二谓之“窃听”。一个人怀疑另一个人有某种“不轨的行为”。为了证明其可能“偷窃试卷”、“倒卖文物”等等“犯罪事实”，你便悄悄藏在办公室的书柜里，或以类似的方式，偷听另一个人和别人的谈话；或利用工作之便，长时间地抱着电话机，窃听别人的电话。你还要求司法机关，根据你在电话和在私宅听到的“蛛丝马迹”或“板上钉钉”的事实，即刻把这位“不轨之徒”捉拿归案。我可以说，这种要求是荒唐的；不仅荒唐，而且违法。未经司法机关允许，这种窃听活动的的确确是对他人权益的侵犯。窃听不是不可以，甚至可以安装“窃听器”，但那是司法机关的事。你不行，因为你没这权力，也未有人向你授这个权。有人授，也还得看是谁；你的支书不能授，甚至你们的保卫科也无权授。
　　第三谓之“信函、日记检查”。白纸黑字，是确凿的书面证据。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未经司法机关允许，检查书面证据的两种来源（这里只说两种）—书信和日记呢？这问题在不少地方相当混乱。一个人怀疑另一个人“思想有问题”，却抓不到“口柄”。于是，这个人把另一个人办公室的抽屉撬开，从头到尾地翻看日记，并作了证明另一人“有思想问题”日记摘抄。干这种事居然受到该单位领导表扬，说是对敌斗争机动灵活。幸好，过了几年，时势大变，那“日记摘抄”反倒证明那个因日记被整的同志，是个有觉悟的同志。这似乎是命运开的玩笑，但对那位撬抽屉的人以及他所办的这桩事，能以一玩一笑了之么？另一件事更奇，一位邮递员有拆信癖，一次，发现这位和那一位在通信中，透露的全是不轨的图谋。他自鸣得意地找公安局报案。可没受到表扬，相反，却先被拘了。别人的事，另说。
　　以上三种“业余爱好”，同别的“业余爱好”，诸如赌、偷、抢，是不同的。但不论其动机是多么庄严和堂皇，这样做，轻则是不道德的行为，重则可说是有违法之嫌。倒不一定象赌、偷、抢一样的故意犯罪，而是由于缺乏起码的法律观念误把错事当对事。鉴于热衷于此种事的人不少，而且在这些常识性的问题上常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因此，还是说明白的好。
　　其实，我是主张发动群众同坏人坏事坏现象作斗争的。但不是说就可以滥斗—至少武斗在一般情况下是被法律禁止的。而是说，要以法律为武器进行斗争。不仅对被斗的人要绳之以法，就是斗别人的人也要框之以法。而什么事可以办，什么事不可以办；什么手段可以用，什么手段不可以用；什么办法你可以用，什么办法你不可以用；这些，都应以法作为依据。我之所以说上述三种“业余爱好”有违法之嫌，还是因为它逾越了职责的权限，做了不该你做而你偏爱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