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一心为了十三户贫农】

　　我是一个农村民办小学的教师。我们那个村，一共有十三户人家，全是贫农。我们那个学校，也只有十二个学生。别看学生少，还分三个年级，上课时间也是早、午、晚不一样。我除了教这十二个学生，还要帮助八个青壮年扫盲，替有小孩的妇女看娃娃。至于村里的读报宣传、记工算账、写信看信，学习上级的文件等等事情，也那是我的工作。也许有人觉得这哪里象个学校呀！不，我们那十三户贫农可说：“这才是咱们庄户人的好学校。”
　　下王信村是上王信大队的一个生产队，紧靠黄河东岸，十三户人家散散落落分住在三道沟里，出门就上坡，上地要翻沟，要不就下了黄河滩。可真是个苦地方呀！多少年来，下王信村没个读书人。解放后，有几户社员的孩子到上王信村去上学，可是孩子们得攀崖爬坡，来回走六七里地，没有几天都退了学。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组织接受了下王信村群众的要求，决定在下王信村单独建立一座民办小学，就派我去担任这个一揽子小学的教师。
　　决定办学的第二天，我先到下王信村去看看，没想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欢天喜地地正在铲土平崖，动工给学校打窑。这已经是腊月二十几的数九寒天了，大雪满地，大家却干得满头大汗。我看了社员们这股干劲，高兴极了。原来我想到在这贫穷落后的小村办学，信心还不大，看了这情景，我心里说：“有这样好的老贫农，不怕办不好。”社员们见了我，都热情地走上前跟我问长问短，还有的拉着手叫我到他家里去吃饭。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这里的十三户贫农，有十二家是解放前从山东、河南逃荒来的。他们祖祖辈辈给地主当长工，开荒地，谁能上得了学？解放后，因为村子小也没办成小学。全村仅有生产队会计刘栓在他舅家上过四年半学，算是个高小肄业生，此外所有的人始终没有摆脱文盲的状态。日常生活中的写信念信、简单记事，也得东求西托。特别是农业集体化以后，遇到的困难就更多更大了。上级送来的文件指示没有人看得懂，政策贯彻不下去，记工算分没有人办得了，严重地影响生产。碰到夏秋分配更是愁坏了所有的干部和群众。有一年夏收分粮，全村十三户人在场里整整闹腾了一天，还分不下个名堂，最后还是翻了几道沟梁到上王信村请来一位干部，才帮他们算清这笔头痛帐。八十多岁的李喜荣摸着肚皮感慨地说：“什么时候革了这‘黑肚子’的命，咱才算彻底翻身。”
　　这些情况教育了我。我是个下中农的子弟，一九六二年中等专业学校肄业，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决心不忘贫下中农的根本，作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党叫我离开本村到下王信村来办学，能为贫下中农文化上翻身贡献一些力量，这是多么光荣呀！我决心要在下王信村干一辈子，把党给我的文化知识，全部献给这十三户贫农。今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在一棵大树下举行了开学典礼。虽说全村只有十二个适龄的学生，可是全体社员都象办喜事似的，扶老携幼地参加了。
　　开始，我们没有课本、黑板，我就到上王信村完小去借，可巧遇见一位老师说怕影响了他们的“正规”学校，不愿意借。党不是号召我们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吗！我一气之下，就用旧木板涂了些黑颜色做了一块小黑板。又到外村借了一本书，就一课一课地给大家抄写课本。没有纸，我就回家找出过去的讲义、笔记本。当时，我还觉得有些可惜，可是一想到那十三户贫农的后代，眼巴巴望着我的十二个可爱的孩子，就毅然把讲义翻过来，给每个人订了几个本子。一课一课地抄了两册课本，连扫盲学员的识字课本和拼音字，也一本本地抄完。
　　课虽然开讲了，但是，我是个中等专业学校肄业的学生，对教小学是个门外汉。十二个学生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三岁，教这样一揽子的学校更是没有办法。这个学校究竟该办成什么样子呢？这时，我想起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话：“下王信村的经济条件不好，社员都是土改时期的老贫农，现在家底还很薄，要体贴他们的具体困难，尽一切可能使他们的子女能就学。如果碰到困难，就同群众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于是，我去访问了学生家长和队干部，征求他们对办学的意见。生产队长董诚义说：“咱村的土地尽是沟坡小块地，送粪、收庄稼全靠人力背挑，有些地连牲口也上不去，还得人用●头刨。虽然地亩不多，们做起来却很费工，咱这里满打满算总共十八个男女全半劳力，老的小的都要干活，十几头牲口的草全找娃娃们要哩！ 办学咱可不能讲究形式。”学生家长梁全贵说：“村里没有学校我担心孩子会和我一样落个‘黑肚子’，村里好容易办起了学校，可我又发愁了，四个孩子都上了学，家里的各种活都统统缠在大人的身上，这怎么能忙得过来。看能不能想个好办法，让孩子一边上学一边还能参加些劳动，减轻我和他妈的负担！”
　　听了这些意见，我才感到解决好学习和劳动在时间上的矛盾，是关系贫下中农生产生活和子女学习的大问题。我不能不管忙闲，整天叫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于是我按照贫下中农的愿望，服从生产和家务劳动的需要，灵活多样地安排教学活动。
　　全村十二名学生，六岁的两名，七岁的五名，八岁、九岁、十岁的各一名，十三岁的两名。两个十三岁的女孩，是队里的辅助劳力，就让她们上半天学，学习珠算和农家常用字为主，下半天回去参加劳动，晚上再来学校学习两小时。
　　十名全日学习的学生，也要帮助家里做些零活，农忙时还要给队里割草或干其它力所能及的活，因而作息时间也是灵活多样的。根据家长的要求，两个六岁的娃娃，早晨多睡觉晚来些，中午还要睡午觉，下午迟回些，免得在家里淘气，或在沟坡河边乱跑惹大人操心。其余八名年岁较大的学生，早晨早来些，下午早放些，帮家里做些零活。此外，遇到雨天或农闲的时候，适当延长学习时间；农忙的日子则中午就放学，学生可以参加一晌劳动。有时候是集体的复式上课，更多的是个别教学。这样做，学习、劳动和家务都不误。十个月来，三个八岁以上的娃娃，已经学完了小学的三册语文、算术，四册书也上了二十多课。七个较小的学生也学完了一年级的课程。两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因为劳动时间多，刚刚讲完第二册。不过，给他们增加了一些实用的语文、算术，学得也很好。这样做，我在教学上虽然要忙一些，但却受到贫下中农社员的欢迎。
　　我到村后在党支部和老贫农的帮助下，认识到不能把我自己的工作仅仅局限在教好十来个小学生的圈子内。我想，党派我到这个村子来，就是要我为这十三户贫农服务，我要尽我的可能做更多的工作。学校开办以后，我看到队里还有几名青壮年也是文盲，就向生产队队长李文全同志提出办民校扫盲的要求，大家非常欢迎，全村八个青壮年当晚就都报名参加了学习。每晚学习二至三小时，学习内容是以认识农村常用字为主，逐步学习打算盘，写简单的农村应用文。学员的学习热情非常高，从开学到现在七十余天了，不管工作怎样紧，农活怎样忙，他们都坚持每天晚上学习，而且把晚上识的字记在本子上，白天干活休息时还学。我到地里参加劳动时，也注意帮助老少社员识字。把村里到处写了字，还专门搞了三块小黑板，写上带拼音的常用字、天气预报和时事，一个沟里挂一块，好叫大家随时随地学，常和生字见面。现在扫盲班的学员也分别识了四五百到七八百字。我除了教课、扫盲以外，抽空就在队里做些工作，参加劳动。我住的那个小屋，就成了生产队的办公室、记工房。干部们来这里研究事，社员们围拢来听读报。我把党的政策，天下大事、上级来的文件念给大家听，又把各地生产经验，先进人物向大家介绍。眼下，在长期文化闭塞的下王信村也能听到人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欢呼南越人民的胜利的谈话了。八十多岁的李喜荣老汉学习了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以后说：“以前咱是糊里糊涂地干哩，现在可知道了毛主席的章程，心里有了底，办事就没错。”春天棉花刚出土就冻死了，我们推广了植棉劳模吴吉昌的好经验，秋后获得了丰收。县上发下整修土地和集体养猪的指示，我们也学习讨论，把二十多亩地修成水平梯田，养了两个母猪。我见沟里有一道小泉水没有利用，就和社员一起挖泉引水把一亩多旱地，变成唯一的一块水田。入秋以来，我们下王信村还开展了爱国卫生、植树造林运动，掀起了以土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学大寨、赶南柳”热潮。十三户有骨气的贫农振奋革命精神，决心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