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忘却的纪念_望云斋说之五：他们不应被忘却

　　作者简介：何镇邦，曾用笔名霄峰、方榕。福建云霄人。历任北京回民学院、北京回民中学教师，中国作协创研室研究人员，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教研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特别顾问、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政府文化发展顾问等。一九五九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的奥秘》、《当代小说艺术流变》、《文学的潮汐》等文学评论集，《笔墨春秋》、《文化屐痕》、《来自天堂的药方》等散文随笔集，主编《当代名家随笔丛书》、《中国女作家情感世界散文丛书》、《文体学丛书》等大型书系。评论集《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观念的嬗变与文体的演进》分别获第二届和第六届当代文学研究奖，评论《诗的报告》获第三届乌金奖，评论《呼唤革命英雄主义》获《解放军报》文艺评论奖。近年来，多次应邀到北美、东南亚和港澳台访问讲学。
　　以下说到的几位文坛故人，因为他们都曾经生活在北京，又同我认识交往，或可称之朋友，故放在一起说说他们。
　　“二 唐”
　　在文坛上，“二唐”是有所特指的，指的是唐因和唐达成。唐因，原名何庄，笔名于晴，唐因是他参加革命时的化名，后遂以此为名，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江苏松江（今上海）。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曾在香港上过中学，后就读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北平解放前夕，又进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一九五○年到《文艺报》任编辑组长，后任编辑部副主任。唐达成，笔名唐挚，一九二八年生，湖南长沙人。其父唐醉石是著名的篆刻、书法家，为西泠印社成员，唐达成本人在书法上颇受其父影响。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就读于上海新闻专科学校，曾参加学生运动。一九四九年报考新华社新闻培训班，一九五○年初该班结业后分配到《文艺报》任编辑，开始发表文学评论。文学评论家、编辑家。在五十年代的《文艺报》曾任文学部代理主任。据有人查证，“二唐”之称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九五七年七月，第十五期的《文艺报》上赫然登出“用右派思想向我们进行了猛烈挑战的‘二唐’”（指当时《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文学部代理主任唐达成）。从此，“二唐”之称便流传于文坛内外。唐因、唐达成这一双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文坛搭档，便成了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后期，两人虽不在一起，“二唐”双双错划“右派”之后，唐因先到唐山劳动，后到东北北大荒，摘帽后，在哈尔滨的《北方文学》当编辑部主任，在“**”中被整得家破妻亡；唐达成先到农场劳动，“**”中到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和行政杂务干部。两人虽身在异地，心却是相连的。七十年代后期，“**”结束，第四次文代会后，《文艺报》复刊，“二唐”又同时调回复刊的《文艺报》双双任副主编，后来又合作写《论的错误倾向》，受到文化界最高领导的关注，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关注。此时的“二唐”正像唐达成所言：“公离不开婆，秤离不开砣”，身影相随，形同一人。可是，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一九八五年年初的中国作协“四大”开过之后，唐达成变成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因却被调离《文艺报》安排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当院长。职务的变动，身份的改变，加上其它种种到什么时候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二唐”决裂了，他们再不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变成陌路，甚至变成不能对话交流的“仇敌”。“二唐”的反目，也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当代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我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入中国作协，本来是想到《文艺报》工作的，后来又到新组建的创作研究室工作。我目睹“二唐”的“蜜月”期，看到他们在作协机关和《文艺报》如何亲密无间地工作；后来，我被唐因强拉到鲁迅文学院，在他身边工作，同时也保持着同作协最高领导唐达成之间的来往，于是就亲自经历了他们之间的误解、冷战以至争斗的情景，也感受到劝解不成的无奈。现在，“二唐”均远离我们而去另一个世界了，回想起同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仍觉得有把他们写出来的必要。
　　先说说唐因吧！
　　八十年代初，具体说是一九八二年到作协工作后，就在沙滩北街二号院里常见到唐因，并打过招呼，说上几句，算是彼此认识了。但是真正有较深入的交流是在一九八四年秋天江苏省作协举办的太湖笔会上。那次笔会，从南京到苏州再到无锡，前后近旬日，参加者近百人，可谓一次文学的盛会。我与唐因同时被邀与会。最后一站住无锡太湖畔的湖滨饭店。此时，张光年大概已经找唐因谈过话，要他离开《文艺报》，到鲁迅文学院当院长，他的心情不好。加上，无锡是他已故夫人的故里，到无锡一住进湖滨饭店后，他就去探望尚健在的老丈母娘。回到湖滨饭店后，喝了几杯酒，于是他在房间里放声痛哭起来。唐因同其已故的姚氏夫人感情甚笃，夫人“**”中自杀后，他一直把她的骨灰盒带在身边，置于卧床之下。工作安排上心情不佳，探望丈母娘更是雪上加霜，于是痛哭一番以发泄是可以理解的，也显出唐因乃性情中人。我闻讯后赶忙到其下榻房中问候宽慰，顺便聊起天来。这一问，才知道他系松江人原来姓何，叫何庄，是我们老何家的，便更亲了一层。而他这种重情的性格也使我同他更亲近了些。从此之后，我们来往就多了起来，至少去掉了原来那种晚辈与前辈之间的严肃，而变得随意一些。
　　不管愿意不愿意，唐因终于到鲁迅文学院就任院长，且着手调兵遣将，搭建自己的班子。他除了把已从黑龙江大学调到北京对外贸易大学任教的老友周艾若调到鲁迅文学院当教务长之外，还打起我的主意来。一九八五年一整年我都忙于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组织工作。可到了当年十二月底颁完奖之后，唐因就把我叫到他还在虎坊桥的家里谈话，要我尽快放下创作研究室的工作，到鲁迅文学院报到，他准备让我干教研室主任。我觉得在创作研究室干得好好的，时间比较充裕，可以专心致志地读长篇小说，做点评论和研究的工作，于是坚辞不就。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七年一月，他打电话告诉我，已经为我办好调转关系，从该月起就到鲁迅文学院领工资了。当然，在中国作协范围内调动工作是很方便的，只要征得当时主持创作研究室工作的副主任顾骧的同意，到作协人事部门打个招呼，档案不用转，只是转一下工资关系，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么！没什么商量的余地，我结束了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五年的工作，到鲁迅文学院报到，当唐因为我谋下的那个教研室主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