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起来激动，干起来没用：引进中的一个怪圈]听了这个消息激动得跳了起来

　　陈津生没有太浓的书生气，管理科学专业要求他必须面对实际，面对每一个具体而细微的环节。1988年，他以JICA委托研究员身分从师日本著名质量管理专家大场兴一和狩野纪昭，之后又就学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谈到近10年的学习生活，他提起了一件往事：初到日本时，他曾十分自信地就国家体制对企业管理的制约作用侃侃而谈，导师听后不以为然地说：如果你脑子里总想着国家体制，就别在这里学，管理必须从微观学起，从小事做起。此后他躬身于实践，埋头研究每一项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对中国管理科学的系统思想。
　　初秋，记者采访他时，请他谈了近10年我国在引进国外经济管理科学方面应该反思的几个问题。
　　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我是谁？
　　改革开放后，在学习国外经济管理科学方面，我们经历了一个从全盘模仿到冷静反思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始终在贯彻一个原则：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整体上看，这条原则很正确，但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我”字中包含着许多歧义。“我”是谁？是旧我，还是新我？是停滞的我，还是发展的我？
　　我认为10几年来，这个问题始终不清楚，不清楚“我”的过去，也不清楚“我”的发展目标，结果，只能用一个现有的、教条的“我”去应对来自各种形态的“洋货”。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用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去照搬建立在市场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外经验，形成理论体系与体制的不统一。二是只学习一些方法，不理解和研究方法所依赖的体系。为了更通俗地说明这两个问题，我想举大家所熟悉的TQC质量管理活动为例。
　　记得是1978年，日本著名质量管理专家在中国讲授了日本的TQC质量管理经验。这项经验得到了国内专家、企业家及领导的好评，时隔不久这些好评变成了一纸红文，逐级下达。一夜之间中国成立了成千上万个QC小组。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和利用了TQC活动的实质和精华呢？
　　在日本研修的日子里，我曾专门对TQC做了考察，通过与日本工人的摸爬滚打，才渐渐领悟了一些要旨，并深深感到我们对日本的TQC活动缺乏整体性理解和吸收。首先TQC是一种意识，一种道德规范，在工人的观念中‘‘质量”超出了利益的层次成为人的天职。第二，TQC是一种运动论，也就是在动态中以活的人和人的活动为基础，而我们却是用机械的方法套在活人身上。第三，TQC活动有一个发生、派生的过程，意识和方法混合在一个流动的过程中，而我们却恰恰甩掉这个过程，用行政命令包办一切。第四，TQC活动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有一系列精确的数据和管理程序，而我们却把它虚置起来，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化的组织形式。所以，全国上下搞了10年TQC活动，却引出了质量万里行的那么多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为什么听起来激动，干起来没用？
　　前面谈到的这些现象，用许多企业家们的感受来概括，就是“听起来激动，干起来没用”。为什么会这样？有两件事很使我感慨。
　　1978年当我参加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国外经济管理培训班时，一位大型国营企业厂长向美国专家求教：如果我能用您的方法管理好自己的企业，这次学习就值得了。听完后美国专家摆摆手说：您如果这样想，最好别来学，我不能保证美国的方法可以管好中国的企业。时隔几年后，我国已陆续建立起八大国外经济管理科学培训中心，每一个中心由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主办，美、日、英、法、德、加拿大、香港和欧共体。耐人寻味的是受过不同国家或地区培训的中国人，都对所学国的经验存有绝对崇拜的倾向，并排斥其他国家的经验，无视中国本土的传统，形成全盘模仿西方的风潮。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观察，思考着美国专家的那句话。在教授的指导下，我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研究了儒教文化对这些思想的影响，逐渐感悟到“听起来激动，干起来没用”的病因所在。
　　用一种科学的方法管理一个不科学的体制，会造成更难于容忍的现状，用割断历史、隔绝文化的态度模仿别国的方法，亦会使科学的管理失去效用。
　　一方面我们没有在引进国外经验的同时研究和继承本民族管理思想的精华，甚至不少人以为，中国从来就不曾有过经济管理思想。事实上中国人的经济管理思想先秦就已开始，到了唐宋元明清则愈发成熟起来。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精华在于精邃的哲思，特色在于浓郁的儒教文化气息。比如以民富为因，国富为果，把“利”“欲”作为经济管理的起点，摈弃官本位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调先抓经济后抓财政和定量、综合管理的思想等，都达到了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境界。可悲的是这些精深的哲思，在封建政治、经济体制，以及重农轻商的观念中只能悬浮在混沌而广漠的高空，既难于运用于实践，又不可能发展成理性分析的、统一科学体系。10几年来，我们正是在这可悲的结果面前，扔掉了现代西方经济管理专家也不得不惊叹的民族精华。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的经济管理思想也有自己所依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条件。比如西方经济管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提高生产效率，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开工不足。西方社会以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为主体，劳动者商品化程度很高，而我们则正相反，西方资本家可以用发红包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们也发红包就可能起反作用。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必须用精确的数据统计分析做基础，而我们企业的数据统计既缺少精确度，又缺乏可信度。如果我们对这些基本条件的差别，用简单批判态度一概排斥，试图将方法孤立地抽出来，那么先进的科学管理经验只能像搭在稻草上的积木，可以看，不可以用。
　　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却因为“我”而失去了“博”和“长”；批判地吸收、利用，却又因为“批判”而难于充分吸收和利用。这是困扰了我们10多年的一个大怪圈。
　　路上都是坑，车子怎么走？
　　给学生上课时，我总爱提一个问题：如果路上都是坑，怎样才能让车子通过？答案常常有两类，一类是临时解决，一类是填坑修路。这反映出两种思维，前者为急功近利，后者重长远战略。令人忧虑的是用第二种思维想问题的人太少。我个人以为要想使中国的管理科学尽快走出那个大怪圈，必须着眼于修路、填坑。
　　首先，通过10年的引进实践，我们已清楚地看到，现行体制、政策中的许多问题都是难于绕过的。比如政企不分、官本位的体制使经济管理中的各种关系复杂起来，管理技术与权力真空的矛盾非常突出；又比如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必须由具有较高数学水平和科学思维能力的人才掌握和运用，而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培养制度却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此外，现有的统计制度、财会制度等必须得到相应改革。总之这些基础性工作必须受到足够重视，试图绕过这些基本问题走捷径是行不通的。
　　其次，我们必须要在青年人中宣传和灌输那些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基本道德规范，把硬的管理和软的文化结合起来，吸收西方在这方面的好传统。在日本时，有个星期天，我曾碰到一位日本青年工人。我问他：那么着急，去那儿？他说：还有些活没干完。我问：明天干不行吗？今天可是星期天呀。他说：不行。我又问：为什么？他说：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我的工序没做完，就会给下道工序带来麻烦，心里会因此而不舒服；第二，作为人就应该遵守时间，遵守诺言。我想这个日本青年所具有的观念，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个想法，我觉得中国的青年人必须学会并习惯于从小事做起，从具体的实事做起。过去我们总习惯于识大体，看全局，就像我刚刚到日本时那样，一开始就和人家侃国家体制问题，好像体制问题不解决，就无所适从了；其实在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贯穿着一系列具体而微小的实事，没有这个过程，一切皆是空谈。
　　我愿更多的中国青年立志于修路、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