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地爱我们的青年] 永远十八岁是什么意思

　　洛桑—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长。去年他带着对共青团的深深眷恋离开了团的岗位。他想对团干部们说：　　1985年冬，我迈进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的团中央机关大楼。1993年夏，我离开了这座大楼。尽管过去我也曾当过团支部书记、公社青年干事、州团委书记，几进几出团的岗位，但这次，我明白，恐怕是永远地离开共青团岗位了。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别，人与人之间是如此，告别所热爱的工作岗位时的心情虽不止于苦痛，但那份难分难舍的依恋大体亦如此。当我离开团中央机关7楼那间我坐了8年的办公室时，倏然，觉得自己不再年轻，起码在生理年龄上，已不能不告别我的青春，告别我的共青团了。但我的心依然属于共青团、记挂着共青团。因此在离别之际，我想对共青团和还在团的岗位上工作的团干部说一声：
　　永远地爱我们的青年。
　　作为团干部，永远地爱我们的青年，就要全身心地投入为青年服务。现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曾不止一次地对团干部说：作为团干部，一要作人，二要做事，最后才是当领导。我认为克强此言极是。作为团干部当然负有教育、团结、带领青年的任务，但团干部只有正己，才能教人；只有全身心地为青年服务，才能带领好青年。记得还是我在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唐干公社（现唐干乡）当青年干事时，那时我们公社的团组织缺少活动经费，于是我把一些团干部和青年召集到一起，决定开荒种油菜，为团的活动筹集些经费。我们找了个地方干了两天。我因到县上去参加一个会，就同留下的其他人交待几句后先走了。两天后，我开完会急急忙忙地赶回来，看见那块开荒地依然是我走时的模样，那些青年也早就各自回去了。后来见到他们，我问：“你们怎么不干了？”他们回答：“你走了，我们也就不想干了。”这件事很小，也就这么简单。但20多年前的这件小事我至今仍记着，因为这件事告诉我：团干部不是“青年官”，与其说给青年听，不如干给青年看；爱我们的青年，就要全身心地为青年人干，就要带着青年人干好青年人自己的事。
　　此后，我当州团委书记、当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我都记住了这件事。记得1986年，我带着团中央一些干部到云南思茅地区蹲点，发现该地区江城县县城附近的少数民族青年缺少商品经济意识，家中的木瓜、香蕉挂满了，吃不了、坏了，就是羞于拿到县城去换钱。我们给他们讲商品经济知识，给他们灌输经商观念，可就是不灵，他们就是不愿意经商。于是，我们征得他们同意后，把他们家中富余的木瓜、香蕉等装在筐里，挑到县城去叫卖。第一天，有一些青年难以相信地看着我们挑着担子进城了，晚上我们把换回来的钱如数送到青年手中，他们感到很吃惊；第二天，有的青年跟着我们进城了，他们好奇地看我们怎么做买卖，把他们的东西换成钱；第三天，有的青年跟着我们一起去做买卖了，虽然他们有点害羞，但毕竟迈出了对于那个小村、对于那世世代代鄙薄经商的村民来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后来，当我们离开那个村落时，全村村民几乎都出来相送，不少村民落下了眼泪。这感人的一幕至今我都不能忘记。爱我们的青年，就要想青年所想，急青年所急，为他们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我到团中央工作后，同时兼任全国青联常务副主席。青联中人才济济，我作为青联副主席，从不自认为高明，视作是青联委员的头，而是真心实意地与青联委员交朋友，向各行各业的青联委员请教我不懂的各行各业的问题，并且确确实实地为他们办事，如一些青联委员的住房问题、职称问题、医疗问题、入党问题等，某些团体会员和个人的政策落实问题，甚至一些个别委员之间的矛盾，我都不遗余力为他们跑，为他们解决。这使委很感动。而每逢青联开展智力支边、赈灾义演、慰问部队等活动时，青联委员则不计个人报酬、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才能，这也使我感到欣慰。在去年岁末，在我离开团中央后，仍有四方飘来的带着青年朋友情意的一封封新年贺卡落在我的案头，使我感到我依然生活在青年朋友之中，心里自是十分温暖。
　　当我离开团的岗位时，我只觉得我给青年人干得还不够。假如我的生命能往回走，假如我能再回到团的岗位上，我一定会比过去工作得更好。但这一切“假如”都不能成为现实。因此，我寄语仍在团的岗位上的团干部：珍惜共青团这个岗位，热爱我们的青年，像江泽民和党中央要求的那样“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为了我们可爱的年轻人和年轻人的事业。
　　我还想对现任的团干部说：与共青团结下的缘分是了不断的，只要需要的时候，我仍愿意为共青团作出自己的贡献，并期望着后来的团干部能干得更好，干得超过我们。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必然会对属于未来的青年充满信心和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