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何时能摆脱困窘？ 戏剧文学作品书籍

　　曾几何时，文学何等的辉煌！曾几何时，文学又如此的困窘！从辉煌跌入困窘，不过弹指一挥间。关于这种变化，世人早已有目共睹：　　——全国各种纯文学期刊发行量近年来一直趋于跌势，由过去动辄发行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跌至万份乃至数千份（几万份或十万份的文学期刊眼下已是凤毛鳞角）。这样的发行量必然与两个字紧紧联在一起——赔钱。
　　——一方面是办刊赔钱，另一方面却是办刊经费的严重短缺，有的早巳“断奶”，有的虽未全断，却也是奶水不足。
　　——文学书籍的出版发行也不例外，这一两年虽然也有几本文学读物被“炒”得红红火火，但毕竟不在多数，更多的文学书籍均由于订数过少而无法开机印刷，文学理论学术著作的出版更是难乎其难。
　　——文学园地的不景气不能不对文学队伍的状况产生影响，当然也可以说文学队伍的分化影响了文学园地的繁荣，但无论这种因果关系孰先孰后，文学队伍的分化则是一个客观现实：有的“下海”，有的转向影视，有的身兼多职，总之，那种纯粹地钟情于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人大约是越来越少。
　　当然，这一切或许只是发生在那些被我们称为纯文学的领地之中，至于那些面向市场的通俗文学及大众文化的消费性读物其生存则未必如此窘迫。不过，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基本水准最终还是要看其纯文学的状况如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困窘”二字来描述当下纯文学的生存处境倒也并非耸人听闻之辞。
　　面对文学的这种生存困窘，我们自然也看到了种种变化和不甘就此沉寂下去的努力，而这一切大致可规纳为如下几类：
　　一曰矢志不改型。一些文学期刊无论自身的生存如何窘迫，他们宁可在别的方面出主意想办法，就是不改纯文学的初衷。譬如《收获》迄今就不在刊物上登广告，也不设种种花哨栏目，而是以扎实的工作和高标准的选稿吸引了众多的一流稿件，而类似这样坚持纯文学宗旨不变的刊物当然绝非《收获》一家。期刊如此，作家中也不乏这样的人在，他们只是孜孜于自己所热衷的文学事业，根本不为什么“下海”“发财”之类的诱惑所动摇。矢志不改者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愚顽，但这种不为时尚所左右、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推崇的，即使他们最终消亡，其悲壮精神依然长存，更何况迎接矢志不改者的未必就是消亡，谁又敢保证绝不会出现柳暗花明的那一天呢？
　　二曰以文养文型。一些期刊腾出相当篇幅用来刊登社会热点类的纪实文学或为企业和企业家立传的文字，期望以此改变刊物发行量过小的现状；另外，为企业和企业家立传也可从他们的口袋里讨些银两聊补无米之炊；而一些作家也不时写上一些“广告文学”和影视一类经济效益可观得多的文字，不再死死抱住纯文学不放。
　　三曰横向联姻型。一些期刊积极寻找那些经济效益可观的企业作为自己的合作者——或直接合作，如《广州文艺》与深圳中达工贸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或间接合作，如不少刊物的“董事会”“后援会”等形式……
　　千种变化，万般挣扎，是耶？非耶？本文无意就此作出评说，更何况最权威的评判官莫过于实践的最终检验。不过，在冷静观察的同时，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再追问一下：目前出现的这种文学生存困窘究竟正不正常？
　　其实，文学今日的“困窘”更多的还是相对于它昔日的“辉煌”而言的，应该说我们今天常常引为自豪的文学昔日“辉煌”更多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在一个疯狂与荒唐的年代刚刚结束不久，人们积聚了多少思考与愤懑需要宣泄，加之当时新闻、言论等其他媒体透明度的不足，致使文学成了一条宣泄情绪与发散思考的主渠道。此外，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劳动，同时又成为许多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作家梦的实现，不仅使人获其名，而且使人得其利。这样一来，投身文学事业的人之多，由一部文学作品所引发的一时洛阳纸贵的现象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我们所说的文学昔日的“辉煌”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那么，当时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逐渐增多，当政治、新闻、言论的透明度日益加强的今天，一部分人从文学队伍中分流出来，文学作品不再有昔日那种强烈的轰动效应，也未必不是一种正常变化。
　　在我看来，文学在今日之所以给人以“困窘”的印象，其主要标志不外乎有三，即文学生存环境的艰难、文人心态的失衡和文学社会轰动效应的失落。我并不认为后两条变化的出现有什么不正常，倒是围绕着文学生存处境的如此艰难这一条很有再思索的必要，我想说，目前的这种生存困窘除了条件的变化，是否有人为的因素、体制的因素在起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困窘呢？
　　一本文学期刊、一部文学著作动辄发行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未必正常，但仅仅只能发行几千份同样也是一种不正常，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近12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虽然其中的文盲半文盲占有相当比例，但偌大一个市场对文学的需求绝不是几千的数字就能饱和的，稍有一点经济头脑的人都不会不看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也有人将文学的困窘归咎于当下社会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社会上物化思潮、拜金主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此说不无道理，但似乎也不尽然。若论商品经济的冲击、市场经济的程度、拜金主义的严重、物化思潮的泛滥，地处西半球的发达国家比我们真是有过之无不及，但这一切似乎并未影响他们文学事业正常运作，也不妨碍一本本被公认的文学经典从那里出现。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比较，我们又不能不认为目前出现的文学困窘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至少也不该严重到如此程度。如果要探究其成因，简而言之，我以为不外乎是人们观念上的、国家体制上的和文化经济政策上的综合原因。既然如此，欲寻求摆脱文学困窘的出路也就只有从这三方面综合治理。
　　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极具个性的精神劳动，因此，这就首先要求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个体以一种正常、健康的心态投入到创作中去。那么，什么样的心态可以称之为正常和健康的呢？如果套用一句流行歌词的话，那便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具体点说，也即是要有一颗既开阔又宁静的平常心，不为一时一地的时尚所左右，不为急功近利的欲望所诱惑。我并不主张作家就一定要贫穷，一定要寂寞，一定要职业化，因此，对文学家的“下海”、兼职以及向影视剧本创作发展等种种“向钱看”的行为，我也并不认为有多少不妥的地方，而是对此持足够的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与此同时，我又顽固地认为：作家一旦进入纯文学的写作，就不能不淡泊名利、遗世独立，此时如果又想出经典、又想捞名利，则未必能鱼与熊掌兼得。所以，从作家个体而言，摆脱困窘倒不在于他们目前干什么，而恰恰在于他们在从事纯文学写作时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进入，时下所出现的问题也不在于“下海”的人多了，而是存在于许多作家身上的浮躁和虚泛。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具个性的精神劳动，那么，整个文学事业则无疑是全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因此，要摆脱文学事业的生存困境，仅靠作家或是从事文学事业的人的单方面努力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说到底，振兴文学事业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而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种种现行的、不合理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经济政策。现行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经济政策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国营书店竞争不过个体书商，主渠道的萎缩一方面造成了高雅文学出版发行的困难，一方面又为大量的平庸之作的出笼打开了大门；比如说，几年甚至十几年写不出东西的人可以享受专业作家的待遇，而那些势头看涨的作家却不能不受到所谓名额的限制；比如说，作协机关的高度衙门化和文学期刊的人浮于事；比如说高雅文学的稿酬偏低，等等等等，无不是由现行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经济政策的不合理所造成。整个文化界的体制问题喊了多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不见多少真招实招的出台，不是闻风不动，就是简单的一刀切。坦率地说，如此玩虚招、摆花架子的改革还不如不改。当然，我并不否认改变一种积习的艰难，但有些明显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的改变也未必就一定是难于上青天，比如以适当的经济倾斜政策来保护高雅文学的举措一纸法规就能解决，可这纸法规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可见，不是不能为，是不为也！而长期不为的结果或许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把文化建设放在一定的位置上予以足够的重视，那么，它的经济绝不可能持续高速发展，即使在短期内发展不错，其结果也必然是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