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底想要什么？]想要的英语

　　年初，方明因伪造出国证明被公安机关收审的消息传出后，在北京某科研单位掀起轩然大波。人们大惑不解，像方明这样的人，为什么会一改往日的稳重斯文，干出这样不光彩的事情？　　方明是这家科研单位的骄子。他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两次公派出国进修。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28岁就获得了某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被单位当成宝贝疙瘩，得到了许多同龄人可望不可即的殊荣。回国没几天，单位就给他评了高级职称，千方百计给他搞到一套住房。在这家中央级的科研单位，他受命主持一项被列入“八五”规划的科研项目，这一课题属于某领域的尖端技术。正当而立之年，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他似乎应该感到如沐春风。谁也没想到他会抛弃他苦苦向往的这一切，突然做出离国出走的决定。他的决定是那样急迫，以至于等不及单位给他出具证明，不惜冒着触犯法律的危险，伪造出国证明。
　　事情是从方明认识李伟开始的。李伟是北京某科研单位的助理工程师，时年二十有八，大学毕业后一直踌躇满志，渴望出国。他缺少方明的学识专长，却比方明具有更多的处世经验与敢冒风险的胆量。当方明向他倾诉了内心的苦衷之后，他先是嘲笑方明的书呆子气，然后一口承诺，把办理方明出国的手续大包大揽下来。两人达成协议，先让方明出国，再想法子把李伟办出去。
　　以后的事似乎办得很顺利。李伟曾在某科研基金会工作过，他认识那里人事部门的一个干部，一条“555”烟，两瓶“五粮液”，便得到了这个单位的证明信，即证明方明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因公出境，而其他证件，则是李伟与方明共同谋划，到街头小摊私自刻了假公章冒名顶替。当方明拿着出境必备的各种证明来到北京市公安局签证处办理手续时，他的心忐忑不安，而同来的李伟却表现得神态自若。签证处的同志看了他们的证件，询问了一些问题，都被李伟搪塞过去。他们以为大功告成，殊不知签证处老练的干警早已从证明信中看出破绽。
　　一个月后，当方明厉兵秣马做好一切出国准备，只等下发护照和签证时，他接到了公安部门收审的通知。按照法律，伪造文件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方明被拘留5天，李伟被拘留15天。方明一脸沮丧，步履沉重地走进拘留所。
　　近年来有些青年为了出国不择手段，伪造各种证明的事屡有发生，仅北京市1991年就查处类似事件318起。此事没有多少新闻价值，但发生在方明身上，就不得不令人多打几个问号。方明曾两次出国，在国外生活了好几年。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学所在国的好几家科研机构相中了他，多次游说，提出要高薪聘请他，都被他一口回绝。他说，我是中国派来的，我的事业在中国。既然决心回来了，干吗他又要走，而且那样急迫？是用人单位不重视吗？看来不是。不到30岁就被委以尖端课题的主持人，可谓重视。是对物质生活不满意？显然更不是。国内生活水平远远比
　　不上他留学的那个发达国家，他早知道。要是仅仅因为生计，他完全可以不回来。何况用人单位破格为他创造了超过一般人的生活条件。对于一个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该有的他都有了。那么，他还有什么，不称心，他到底想要什么？
　　在京郊的一所公寓里，笔者采访了方明。那件不光彩的事虽然使他的名声受到玷污，但并没有使他一蹶不振。东窗事发后，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没有歧视他，仍然鼓励他主持重点科研项目的计划，这给了他很大的宽慰。
　　我发现方明很乐意对记者敞开心扉。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都不假思索和掩饰，侃侃而谈。
　　“前年你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毅然回国，现在为什么还会对出国产生那么热切的愿望呢？是不是在国外生活久了，对国内的生活不习惯了？”
　　“不不，完全不是。我对国内的生活很习惯。我是个农民的儿子，现在生活条件比童年和少年时代好多了，我并不追求生活的奢华。我对回国后单位对我生活上的安排无可挑剔。我只是觉得事业上不顺心。”
　　“你现在正主持一项大的科研项目，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说够辉煌的了，难道这还算不顺心吗？”
　　“的确，在青年科技人员中，我很幸运。国家比以往更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我赶上了好时候。地位、待遇、科研条件，我都比同龄人强得多。可是我却感觉到这一切都是‘出国转内销’带来的。假如我像李伟一样没有出国，我会有今天吗？这正是我的苦恼。假如你的同事跟你的年龄差不多或者比你大，他们在学历、资历以及科研成果方面跟你相差无几甚至超过你，而他们的职称待遇都比你低，仅仅是因为他们没出过国，他们的心理能平衡吗？”“
　　同事的心理有些不平衡，怎么会影响你的事业呢？”
　　“会的，肯定会的。我是课题主持人，我怎么去指挥一大群心理不平衡的人？我的一些同事已经50多岁，两鬓斑白才熬上个副研究员，专业上并不比我差多少，他们对我能服气吗？我是在人们的议论纷纷中过日子的。表面上大家和和气气，背地里有人对我咬牙切齿。不过我不怪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这种不服气。可是这样一来，事业上受到很大影响。一个大的科研课题需要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智慧，而是需要集体的聪明才智，一旦失去这种协作的默契，科研工作很难进展。由于大家有情绪，指挥调度很吃力，查资料、跑原料、搞调查等事情也要我这个课题主持人亲自动手，累得我疲惫不堪，我实在无所适从了。”
　　“你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当然有。更让我疲于应付的是各种请示汇报和纷繁的社会关系。比如，我回国后一些单位要我去作报告，把我当什么典型看待。我说我没有什么高尚的思想境界，我是公派出国的，学成之后理应回国，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想不到又招致一顿批评，说我思想觉悟低，说我傲慢。我是搞科研的，整天去做报告行吗？
　　“我没有精力周旋于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我感到活得很累。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现在正是出成果的年龄，我不应该虚度。”“你这次作出重新出国的选择时，是否有违你当年的初衷？”
　　“我认为没有。我深深地爱祖国，这种感情死也不会变。我想出国，只是想尽快在我从事的科研领域内搞出成果。当然，我再也不会干那一次的傻事了。”
　　“你认为怎样才能使事业顺心？”
　　“我认为在科研领域，应该公平竞争，不能吃大锅饭。每一个科研工作者，不管是洋博士、土博士，不管是资历深、资历浅的，谁有真才实学谁就上，谁不行谁就下。这样大家就会一门心思搞科研，用不着嘀嘀咕咕，互不服气，互相扯皮。还有，要让科研人员安安静静搞科研，别让他们应酬过多的社会活动。评判科研人员的标准是成果，而不是做报告。”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为这个目标努力争取呢？”
　　方明摇摇头，苦笑着说：“我无能为力，碰上不顺心的事我就想逃避。我承认我很脆弱。”
　　方明为了出国而伪造证明的行为应该受到批评。当年他满怀热忱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碰到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想一走了之，实在也算不得上策。不过，“方明事件”也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我们在呼吁改善科技人员待遇，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同时，是否还应该着眼于在科技领域建立公平高效的竞争环境？
　　把“第一生产力”彻底解放出来，应该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