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出了一条阳关道]我来了送你出阳关道

　　“待业”这个字眼，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将历史地消失。然而在今天，它却是一个现实。　　待业，给一部分青年造成困苦，给社会带来负担，更引起了党和人民的关注。解决现实的“待业”，要靠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同时，也要靠待业青年自己坚韧向前，闯出一条路子来。
　　北京前门箭楼下出现的“崇文区前门茶点综合服务社”，卖茶水、馄饨、日用百货，整天挤满了南来北往的顾客，日营业额达4万元、利润2千多元。它就是两年前由13名待业青年，从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闯出来的新型集体企
　　业。那个高个儿、短发、大眼睛姑娘，精明利落，浑身透着干事业的气魄和信心，她就是从当年卖大碗茶成长起来的女经理—一张占英。
　　出路就在你的脚下
　　前门箭楼，巍峨雄伟，阅尽人间沧桑。
　　1979年1月，25岁的张占英带着东北建设兵团的十年风尘，又回到这里。
　　她深情地望着它想，只要能为生我养我的北京贡献自己的青春，也就满足了……
　　然而，给她的却是“待业”。“待业”，多么陌生、多么令人生畏的字眼啊！待业青年又何止小张一个，当时北京市有44万，光崇文区就有2万8千人。我们的祖国被十年浩劫折腾苦了，哪能一下安排这么多青年的工作。待业知识青年们能理解，可生活怎么办？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中共崇文区委和直属各单位、一直到街道党委和居民委员会，都在尽力为安置待业青年找门路，跑活源。解放思想打开了眼界和活路。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摆在面前：一些年轻人没事干，而大量的事又没人干。例如商业网点、服务行业太少，繁华的前门大街人流如潮，想喝口水却找不到。为什么不能组织待业青年们干呢？
　　前门鲜鱼口居委会的一位大妈来到张占英家，笑眯眯地说：“占英，给你找到工作了。”
　　“是吗？”张占英高兴得不得了，连忙沏茶。
　　“到前门大街卖大碗茶吧。”
　　“什么？”张占英简直傻了，心顿时凉了半截。盼来盼去就这工作呀？一个连对象还没有的大姑娘，到大街上摆茶摊卖茶，多寒碜呀！
　　居委会的大妈三番两次来说服动员，还讲她们试卖了一天很受群众欢迎，“好赖总比呆在家里吃闲饭强，卖大碗茶就不是一条出路吗？”张占英终于动心了：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拿出前十年的闯劲儿，不信就不能闯出一条路来……
　　从卖大碗茶开始
　　1979年4月13日，天气晴和。张占英、石玉萍等13名待业青年，在前门大街摆起了北京市第一个茶摊。
　　张占英在人群中吆喝卖茶，脸上不免有点儿发热，声音也有些颤抖，那2分硬币象带电似的，伸手接时有些不舒展。这对于经过风雨的青年来说，倒也算不上什么。只是有些人耻笑地叫他们“待业青年”，冲着张占英唱“流浪者之歌”时，她才感到非常委屈和愤懑。
　　然而，小小茶摊，竟高朋满座。广大顾客和港澳同胞，向他们投来赞许的目光和热情的笑容。一位山东顾客说：“我们来北京跑了大半天，找不到一口水喝。你们摆的这茶摊太好了，我多喝几碗表示感谢。”一位操唐山口音的老工人说：“你们真行！谁出的主意，能活一百岁。”一位妇女突然胃痛，吃药找不到开水。石玉萍连忙端上一杯开水送上。那一声“谢谢”，一朵泪花，包含着多么感激的深情啊！人民赞助这项事业，他们的辛劳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受到人们的尊重。张占英他们的腰杆硬了：“我们没有白耗青春。”从4月13日到24日，他们第一次结算，共收入639.28元，每人每天工资合1.50元，还节余216.36元。当他们第一次把自己挣来的工资交给妈妈的时候，第一次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串糖葫芦的时候，那笑声里、泪花里，迸发出会心的喜悦—一卖大碗茶也能为国家分忧，走这条路也能为四化出力。茶摊一天天扩大，人员一天天增多。5月25日，“前门茶点综合服务社”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正式成立，张占英被推举为副主任（主任由街道干部兼任）。
　　但是，路是曲折的。六七月份，天气炎热，大碗茶生意兴隆。不料国营商店在他们旁边摆起了一个个西瓜摊，无意中引去了大半的顾客。茶水一天卖不了几碗，工资都开不了。大伙儿吆喝得唇焦舌燥，只好呆呆望着前门箭楼发愁。
　　怎么办？张占英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这些大活人就那么没能耐？闯别的路，卖别的东西，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城市服务还有许多空白点。她的想法得到伙伴们的赞同和市、区领导的支持。他们不仅卖大碗茶，还卖冰棍、画片，再增卖日用小百货。后来又搭起了馄饨铺，还加设了各种酒菜、油饼、点心。一下子，又顾客盈门。
　　创业是艰难的。他们没有商亭，只能在箭楼下、马路边搭板摆地摊。雨来了，他们把自己的雨衣盖在货上；风吹翻货摊，刮得手绢、袜子满地跑，他们再一件件追回来。烈日晒得汗流浃背，严寒冻得手脚僵木。张占英还要为求得地皮、市容、货源等矛盾的解决，滞销品的出路、落实税收规定……不停地奔波、周旋。这些，都没有难住张占英和她的战友们。他们担心的是，这事业能长久吗？前途未卜啊！
　　时代需要我们去闯
　　1979年七八月份，全市大招工的浪潮卷来，茶点社中的老待业青年除石玉萍一个人没报考外，连张占英也报名应考了。
　　待业，待业，待的就是这一天，盼的就是端国营企业“铁饭碗”。茶点社算什么碗？纸碗。蒸包子一屉顶一屉，本来就不是久留之地。人心散了。从7月26日到8月3日，茶水组营业额下降50％，冰棍组下降了30％，平均一天收入不过40元。乱套了，摇篮中的茶点社面临着危机。区里和街道的领导赶来做工作，稳定人心，大伙儿只一句话就顶回去了：“张占英都要走了，我们留下来有什么劲。”
　　上级领导和伙伴们的目光，都集中到张占英身上。区委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小张，留在这里吧，这里很需要你。这条路是你们青年闯出来的，事业是你们的。希望你能带领青年办好茶点社。”伙伴们干脆说：“占英，你是走还是留，痛快点。”
　　张占英内心非常矛盾。她来到街道党委书记办公室门前，想表示愿意留下。正欲敲门，又犹豫了：别急，再想一想，难道我就一辈子在这茶社，当“大碗茶主任”吗？说不定哪天政策一变，上面不准办，我又怎么办？到老还是“待业”吗？她转身走了，拖着沉重的腿回到家里。全家人正在吃晚饭。她试探地说：“我要留在茶点社，领导同意了。”话音未落，妈妈急了：“茶点社算什么单位？政策一变，还得在家呆着。人家一说是卖大碗茶的，连个对象都找不着。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吧！”这一夜，她思绪如麻，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她来到茶点社，看到仅有的一间简陋的馄饨铺，大部分伙伴还在露天摆摊，她心酸了。她舍不得离开自己曾苦苦奋斗过的茶点社。可谁能预料它的结局呢？她一狠心走了。她被崇文区工商业管理局录取，成了国家正式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