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像章怎样从“狂热”到“制止” 狂热

　　在中国历史上，制作发行毛泽东像章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也很漫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毛泽东像章的鼎盛时期，所造数量约占到总量的90%。
　　在毛泽东像章的制作中，中国人民倾注了最丰富的艺术想像力，从材质到图案形状都千姿百态。在那个缺乏艺术的年代，像章制作凝结了全体中国人的心血结晶，人们充沛的艺术激情也只有在这个天地里才能自由驰骋。
　　毛泽东像章的溯源
　　毛泽东像章生产制作的历史，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全国解放前;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是“*****”时期。
　　第一枚毛泽东像章是1932年上海中共秘密组织为祝贺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而特地制作的，现在普遍认为这是毛泽东像章的“源头”。
　　第二枚出现在1943年，制作者是新四军秘密工作者虞廷萃。1943年冬天，日本侵略军扫荡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抓走数十名群众，其中就有虞廷萃，日军后来将其杀害。他的堂弟虞常卿在收殓烈士遗体时，在其身上内衣中发现一枚木质的毛泽东像章，直径大约为3厘米，毛泽东像为人工画刻，比较粗糙，但却是极为珍奇的孤品。
　　第三枚出现在1945年，制作者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们特意制作像章赠给七大主席团成员。这种像章体积不大，直径只有2.5厘米，由纯白锡灌铸而成。像章后有别针，可佩戴在身上。像章装在一个小方木匣里，木匣上有用毛笔书写的小字：“献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匣上涂有桐油，光泽美观。匣内贴着红布，衬托着银色的像章，十分耀眼。凌子风曾搞过雕刻，他在砚台背面用小刀雕铸模子，将锡质香炉和酒壶熔化浇铸在砚台上，待冷却后取下来就成为银白色的毛泽东像章。解放后，陈毅之子陈昊苏曾将其收藏的一枚此类像章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室珍藏。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制作了少量毛泽东像章，约占已知存世毛泽东像章总量的10%，多数是商店或全国性机构为了纪念活动而制作的。按时间先后主要有以下一些：
　　1950年，上海著名的“老凤祥”银楼，为了表达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制造了少量的22K金质毛泽东像章，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金质毛泽东像章。
　　195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制作了铜质毛泽东像章。该章正面有“抗美援朝纪念”字样，以圆形加五角形为边，直径5.6厘米。
　　1952年，国营上海金店为纪念毛泽东六十寿辰而制作了22K金像章，同年上海还生产过银质毛泽东像章，画面为毛泽东侧身浮雕像。1953年2月10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上海金银饰品店制作的银质毛泽东像章出售广告，每枚售价为旧人民币4000元。此外，上世纪50年代初，国营成都金店曾制作过20K金、4克重的五角形毛泽东像章，上面还刻有编号。
　　毛泽东像章的泛滥
　　“*****”中，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制作毛泽东像章的狂热达到了顶峰。“*****”中第一批毛泽东像章是1966年底由上海联合徽章厂首先推出的。图案取自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的形象，直径1.2厘米，红底、金像、圆形、铝制。随着这批毛泽东像章的出现，像章热很快风靡全国，全国各地即刻掀起了抢购狂潮。
　　到“*****”期间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像章生产组织化了，像章的种类更加繁多。上至中央机关，下到工厂科室，都成立了像章使用、发行单位，全国各大中等城市都有毛泽东像章办公室。毛泽东像章发行单位之广、面世数量之巨，制作品种之多，都堪称世界之最。天津一家军需工厂，在1966年的毛泽东像章生产量超过10万枚；安徽合肥一位科技人员称经他一人电镀过的毛泽东像章就不下200万枚。1967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由总政治部制作图案、将戴红领章的毛泽东侧面头像和录有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发放全军官兵。这股热潮直到1970年才稍有降温。
　　据统计，“*****”开始时，像章佩戴率很低，1967年像章佩戴率是59%，1968年上升为89%，1969年达到高峰，为94%，几乎全民皆“戴”了。从1970年起，降至72%，1972年为10%，1974年后就很少有人戴了。据估算，仅1966年5月到1968年8月间，全国约有2万多家工厂共制作毛泽东像章和语录章达80亿枚以上。
　　“*****”中最后一批毛泽东像章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制作的。像章正面是毛泽东头像，背面印有“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1976.9.9”。
　　在“*****”的特殊环境下，这些像章的制作和工艺越来越讲究，用最好的原材料，由水平最高的模具师开模制作，在生产过程中被当作最重要的头等政治任务来完成，用巨大的心血来体现对领袖的忠诚。
　　毛泽东像章的狂热
　　观察“*****”时期的毛泽东像章，就好比收藏了一部**史。这些像章中反映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炮打司令部”、“一月风暴”、“吐故纳新”、“九大”等等。这些像章既记录了历史的片断，也承载了一代人被动狂热后的无奈，凝结了一个时代的巨人情结。
　　1966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两封边防战士希望得到像章的来信，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各地的红卫兵和各界群众纷纷把自己的像章割爱寄给边防战士。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热爱毛主席像章，看到战士们只有一枚像章，执勤的时候轮流戴，我们被你们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决定把在北京得到的像章和领到的毛主席语录寄给你们，表达我们的一片心意。”
　　包头钢铁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人民日报》上边防战士的来信后，暗自下了决心：只要有一枚毛泽东像章，就寄给他们。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年轻人在胸前戴了3个多小时后，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来寄给人民日报社，请报社代为转交。他在信中写道:“编辑同志，请赶快把这枚纪念章转给边防战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王振亚、李书田是最先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个人。赵培田为了接受毛泽东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餐，其他二位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领导把像章别在他们胸前，三名战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