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过冬] 船王

　　在火热的夏天，该怎样准备过冬？这是中国最大民营造船企业扬子江船业董事长任元林5年前思考的问题。 　　2007年是中国造船业繁荣的一个顶点。“那时候我们造船是暴利。很多房地产公司转行搞造船厂、搞航运公司，就像击鼓传花的‘郁金香泡沫’。”回忆起来，任元林陷入了沉思，当时他嗅到了这个行业里“不对劲”的味道，“任何暴利的行业都是走不长的。我心里很害怕。”
　　别人贪婪，我恐惧。在高处提前感受到寒意的任元林，要求扬子江船业只接知根知底的大客户或大国企的订单，不接高毛利、高风险的单子。诱惑是明显的：为希腊造一条船可以赚2000万美元，但为中远航运造一条船只赚1000万美元，少了一半。“我们当时的原则是不接希腊的。”这是他克服贪婪的勇气。
　　有舍才有得。2007年底，扬子江船业拿下了中远航运100亿元的造船订单——创下了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交易金额纪录。
　　2008年10月，金融海啸对造船业的影响全面袭来。对于经济危机，任元林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依赖东南亚业务的扬子江船业顿时失去了所有订单。困境之中，任元林率领逾千名员工转战欧洲市场，扭转了“等死”的局面。
　　直至如今，造船企业仍在“底部”挣扎。任元林这位“中国民营船王”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船王的“御寒术”
　　今年以来，全球造船需求量同比下跌了约50%，而仅当了两年全球老大的中国造船业，也只能让位韩国而退居次席，并正走向近10年来订单情况最糟的一年。近两年来，国内不少中小造船企业已经关停或倒闭。
　　从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BDI）这一“国际航运晴雨表”可见一斑：2007年BDI指数曾经达到过11033点的高位。而今年2月BDI指数甚至一度下滑到651点，创造了新世纪以来BDI指数的新低，跌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历史低位663点。该指数如今仍在1000点附近徘徊，远低于27年来的平均点位2100点。
　　“对于所有的客户，我都是不同意撤单的。”任元林不赞成以“一拍两散”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如果你撤单，我就和你打官司，但是你不撤单，我可以帮助你。任何帮助都可以——重新谈价格，重新谈设计，重新谈交船期，重新谈付款等一系列的帮助。”任元林的理解是，帮助客户渡过危机，也就等于帮自己。
　　借钱是最直接的帮助之一。“对于很强大的客户，我会请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给他们融资。”任元林举例说，2010年希腊获得不少国家提供的援助，他就促成银行遵循国家政策给希腊的客户融资。
　　任元林的长袖善舞让其在融资上游刃有余。“政策性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不认识，我把他们拉到一起，撮合他们合作。”他补充说，也会在某些国家领导人作出援助承诺的框架下，去找银行跟进给受援国的船东企业提供融资。“我的目的就是要订单。”
　　2011年6月，在全球造船业“寒气逼人”的情况下，扬子江船业却与世界集装箱船航运巨头加拿大西斯班（Seaspan）公司签订了总值25亿美元造船合同——这成就了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大单。而在扬子江船业获得西斯班的“天价”订单后，国家开发银行对此提供了5.2亿美元的信贷支持。
　　除了跟政策性银行合作，任元林还采取了类似“融资租赁”的模式，把商业银行拉进来。例如，一条造价3000万美元的船，客户出资1000万美元作为保证金，还有2000万美元由扬子江船业向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然后扬子江船业把船出租给客户使用。“几年以后你把这2000万美元的租金还清了，这艘船就是你的了。如果你没还清，这艘船是我的。”任元林从容地描述他们与客户在这种“共度时艰”的模式中的关系。
　　不过，今年6月，由于扬子江船业无法帮助希腊船东Freeseas公司获得中国的银行贷款，因此在Freeseas产生未支付740万美元分期付款的违约行为后，扬子江取消了其订造的2艘散货船订单。截至今年上半年，扬子江有28%的订单来自欧洲船企。
　　还有就是利用好政策上的“天时”。在2009年《船舶工业调整振兴规划》公布后，江苏全省上百家民营造船企业中，只有3家被列入重点支持企业名单——扬子江船业就是其中之一。
　　“救市”并不是有备而来的任元林的期待。“世界的航运市场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复苏，就会被中国的大量恶性竞争影响。”任元林略带激动地表达了他的担心：现在不计成本地接单的往往是国有企业，它们创造了很多的“跳水价、跳楼价”，有时后面还有军工补贴支撑。“这些‘无底线’的事情，都是国有企业在做。民营企业有一个底线，过了这个底线，我会死掉的。”
　　2008—2009年全球的量化宽松政策产生了造船业的“小阳春”，扬子江船业此后每年销售收入以30%的幅度增长。尽管如此，任元林还是觉得，这波反弹让早已产能过剩的造船行业更加不堪重负。“这反而将萧条的时间延长了。”任元林认为，原来洗牌所需的时间可能是两年，但是现在或许要花4年时间才能消化完过剩的产能。据统计，全球的造船产能超过两亿载重吨，而市场需求大致在8000万载重吨左右，产能的供给是需求的两倍有余。
　　
　　资本的底气
　　任元林很早就清楚底气要由资本锻造出来。1997年，当了12年造船厂副手的任元林终于“扶正”升为厂长，不料却在第二年遇上亚洲金融风暴。面临生死存亡，任元林向政府申请将造船厂私营化，说服管理层和1000多名员工入股，凑足2200万元资本，从政府手中回购30%股份；再找来外部的战略投资者入股8000万元，在2004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营造船控股公司。
　　在临危受命的10年后，2007年4月，扬子江船业在新加坡上市，成为第一家到海外挂牌的中国民营造船企业。当时筹集的55亿元人民币，创下了“龙筹股”（即赴新加坡上市的中国企业）融资规模最大的纪录。这背后的“海外资本推手”是新加坡ICH资本集团。
　　在任元林“导演”下，扬子江船业还成了大陆企业赴台上市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历史上首家到台湾上市的中国大陆企业。2010年9月，扬子江船业在台湾地区发行存托凭证，募资7.9亿元。“当时刚好准备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我到台湾跟当地证券监管部门沟通过，达成这样的默契：如果ECFA签署，我们就第一家上市；如果不签，我们就不上。”任元林对本刊记者说，当年6月份ECFA刚一签订，扬子江船业就在6月份申报，9月份就上市了。“我们这次上市更多是为了配合两岸经济联动。”
　　对于上市带来的资本驱动，任元林用排比句作过一番感慨的表述：如果没有上市，扬子江船业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本实力去建设新扬子和扬子鑫福两家生产能力居全国前10名的大型船厂，不可能在中国造船中心上海收购两家船舶专业研究设计公司，也不可能在2007年底承接到国内航运巨头中远航运集团百亿元人民币的巨额造船订单和在2011年6月承接到加拿大西斯班公司单笔合同金额达25亿美元的“中国造船第一大单”。
　　如今，扬子江已成为全国第四大造船企业，去年坐拥345亿元销售收入。而对资本市场已轻车熟路的任元林，公开表达了扬子江船业希望在中国内地未来开设的国际板上市的意愿，并将“回归A股”列入扬子江船业的“十二五”规划。
　　财富如水
　　“我年轻的时候很穷。当年打工时只有一双解放牌球鞋，穿破了就自己用针线来补。”忆苦思甜之余，任元林多次说过，“当你只有一杯水时，你可以一个人喝；有一桶水时，可以一家人喝；当你拥有一条河的时候，如果不懂得分享，那是非常危险的——当心有人把你推到河里去。”说此话的背景是：在2011年《福布斯》杂志的富豪排行榜上，任元林以39亿元的资产在中国排名第299位。
　　跟船打交道数十年的任元林，表达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财富观。这促使他今年启动了慈善的进程：成立元林慈善基金会，以他所持有的新加坡上市公司扬子江船业的10亿股（市值约100亿元左右）每年分红作为主要资金来源。
　　“一开始我本想把自己的股份全部捐到慈善基金会，但是被股东们知道后，遭到了反对。”任元林如是说。据资料介绍，该基金会业务活动主要方向是面向老年事业、人才创新及救灾帮困等其他公益慈善事业。
　　设立慈善基金会的想法，源于任元林和老朋友——原江苏靖江市委书记，常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建国的一席交谈。两人当场一拍即合，并由从政经历丰富的刘建国出任基金会理事长。
　　比较陈光标、曹德旺等慈善明星，任元林的看法是：陈光标做慈善高调，曹德旺做慈善事必躬亲，而他设立的慈善基金会，更接近西方的基金会运作模式。任元林表示，他只是一个捐赠人，对于基金会慈善项目的日常运作，主要依靠刘建国他们的5人团队独立运行，只有在一些大的投资项目上，他才会进行最终裁决。任元林的主要任务，则是多赚钱，为这个慈善基金会输血。目前，任元林已将2011年的2.7亿元股息捐赠到慈善基金中。
　　自称“还没有宗教信仰”的任元林，对宗教甚为慷慨解囊。“我太太是基督徒，家里还有人信仰佛教。所以对于这些宗教信仰，我都愿意资助他们。”任元林说，他们老家需要修建一座小的***堂而缺乏资金，他立马捐助了2000万元。他觉得“很多***的教堂都摇摇欲坠，哪天砸下来都不知道”。同时，他也为家人的佛教信仰提供资助。“有信仰比没信仰好，但资助并不表明我已经有这个信仰。”
　　今年，任元林踏入59岁。但他还是认为“现在让儿子接班，还为时过早”。当年他的儿子考大学时，他就想让他报考船舶行业来子承父业。尽管他儿子当时选择的是IT专业，但现在还是如老任所愿，进入了扬子江船业工作。
　　在任元林看来，其公司高管的子女们想进公司就业，只要有能力，他都欢迎，但是需要和普通工人一样从基层做起。他儿子就是从车间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一个分公司的副总。而最初儿子进公司时，老任开出的工资是每月只有2000元，理由是“当时公司并不急缺IT人才”。（制图/小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