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梦想都开花:所有梦想都开花 电影

　　一　　我上小学时，大队的学校还有初中。那时小学是五年制，初中也只有两年，但初中不叫初中，和小学连在一起，叫六年级和七年级。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八年级。就是后来的初三。初中学生来自邻近的三塬、鱼龙和我们四塬三个大队。因为四塬介于三塬和鱼龙两个大队的中间，有地理位置的优势，初中理所当然地办在了我们大队，校名就叫“四塬大队八年制学校”，名字长，但很直观，所有的内容一目了然。现在的学校当然没这么叫的，要么叫某某学校，或某某中学(小学)，无比简洁。
　　校园在一个叫窖窝的地方，是全大队的中心地带，用教室围起来的大院子中间，是大队的代销店、医疗站、铁匠铺等，算是大队的商业中心了，谁都可以出进校园，买生活用品的、看病的、给镢头淬火的，还有从山里背来柴火卖给学校伙房的，热闹得像个集市，不像读书的地方。
　　那时，我们的教室全是土坯墙，黑灰色瓦顶，门窗都很破旧，尤其是窗户，从来没安装过玻璃。确实是玻璃太脆弱，经不得我们这些乡村少年的碰撞。到了冬天，寒风从窗户灌进来，教室内跟教室外几乎没有温差。冻得受不了时，老师就带着我们用土坯堵住下半截窗，上半截用塑料纸钉上。那会儿，塑料纸不像现在这么泛滥。糊窗户用的塑料纸要每个学生从家里带来，要找张完整的可不容易，也没有胶带，得用针线缝缀起来，才能将窗户封严实，那样缝出来的窗户纸倒像现代抽象派画家的画，只是我们还没有一颗会欣赏的心。窗户封住了，教窒里的光线随之暗淡起来，但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是还有寒风漏进来，依旧冻得手握不住笔。我们比较喜欢夏天，夏天拆除掉窗户上的塑料纸和土坯，风穿堂而过，教室里亮堂又凉爽。
　　不同的年级，教室里的设施也有天壤之别。小学一二三年级的课桌是水泥板，用两座土墩支撑着，没有配备凳子，由学生从家里带来。凳子当然高矮不一、五花八门，排座位就不能以身高论前后了，谁带的凳子高，无论你个子多矮都得坐后边去。我那时个子小，带的凳子也矮，基本上坐在前排，没少吃粉笔灰。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课桌还不是平整光滑的水泥板，而是更差的水泥牛槽，翻过来用土墩支撑起来就是课桌了。见过牛槽的人都知道，给牛拌草料的里面肯定得光滑，背部却是大小不一的石子水泥浇铸而成，粗糙至极。刚开始上学的小孩手上不知轻重，趴在坑凹不平的牛槽背面写作业，往往力透纸背，把作业本戳成了马蜂窝，挨老师的骂是很正常的。这还不算什么，要命的是那个教室屋顶的木头、椽子是从庙宇里拆来的，上面青面獠牙的画像依然很清晰。那时候上学较早，天黑还没亮就得到校，上完三节课后才回家吃早饭。在那种教室里上早课，又没有电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头顶着龇牙咧嘴的画像，是很恐惧的，根本没心思听讲，只盼着天亮，能早早地离开教室。
　　在那样的教室那样的时光里，时间像溪水一般，根本看不到流动的迹象，缓慢得有时叫人绝望。
　　更绝望的是过“六·一”儿童节了，学校非常看重这个节日，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筹备庆祝活动，无非是排练广播体操，过节那天敲锣打鼓地去公社参加比赛。为能拿到名次，我们学校把课余时间全用在练习广播体操了。这倒没什么，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嘛，痛苦的是服装问题。学校早就规定，为整齐划一，比赛那天，男女学生必须着统一服装：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这个太要命了。那时大家穿的全是自家织的土布，几乎没人穿得起商店里卖的洋布。白衬衣和蓝裤子还好办点，土布原来的面目就是白的，把土布染成蓝色就对付了蓝裤子，重点是白球鞋，这就难弄了，再有能耐的母亲也做不出来，又没钱买。一双才一两块钱的白球鞋，难倒了很多人家，有些同学为此闹得全家鸡犬不宁。有的母亲干脆跑到学校来找老师，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广播体操比赛。这对七八岁的孩子可是个不小的打击，正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年龄，何况是如此风风光光的比赛，谁不愿参加呢?
　　我经常为一双白球鞋发愁。父母好不容易给买下一双，那种新奇和快乐好像还在回味之中，第二年鞋就小得穿不上了，回家再缠，买的可能性不大。穿着黑色粗布鞋的我和另外一些同学，只能灰溜溜地被清理出体操队伍，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同学随着敲锣打鼓的队伍，趾高气扬地去了公社。我们躲在看热闹的人群后面，望着渐行渐远的队伍，听着那若隐若现的欢快锣鼓声，只能黯自神伤。
　　这样的伤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几日，一切又恢复如常。已忘了我们学校是否拿过公社的奖，只是记得少年时那样的悲伤，跟白球鞋有关。
　　二
　　我上到小学二年级时，教师队伍里加入了新生力量——知识青年。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教师，也只上到初中就来插队，可比起土生土长的本地民办教师，教课还是很有一套的，尤其是音乐和体育方面，简直没有可比性。本地老师大多是我们的前校友，根本不可能有音乐和体育方面的造诣，连给我们上课，也是一口和我们一般无二的本地话。只有一个姓杨的老师例外，他来自另一个大队，是从地区师专毕业分配来的，杨老师与其他本地教师有很大区别，他是拿工资的。其他教师由各自的生产队给记工分，包括那几个知青教师。在这样的乡村小学，师专毕业的杨老师处处表现得他作为“正规军”的与众不同，那时大家都穿布鞋，只他一人穿双“三接头”黑皮鞋。每到周末的中午，他在学校中央的花坛边(其实那也是破了口的花坛)，一脚立在地上，一脚蹬在花坛边沿，装着不在意却明显带着炫耀成分地使劲擦着皮鞋，他的皮鞋擦得很干净，显然不同于我们脚上那黑糊糊布满灰尘的布鞋。我们看他的皮鞋，那黑亮的光泽闪耀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杨老师不敢过分亲近。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已然埋下一个宏大的愿望：长大后一定要穿上“三接头”的黑皮鞋。
　　杨老师与知青老师相比，都非同一般，更别说与其他本地老师了。他什么课都能上，显现出无所不知的能耐。音乐也是杨老师的强项，关键是他识谱，能把“1234567”哼唱成“哆来咪发唆拉西”，不像那些知青，唱歌难不倒他们，却不大会看谱，拿到没有歌词只有歌谱的曲子也只有跟我们一样干瞪眼的份。学校仅有的一架脚踩风琴，经常被杨老师弹奏出优美的旋律。为此，年轻漂亮的女知青安萍老师对杨老师佩服至极。他们当时都是单身，吃住在学校，杨老师又多才多艺，不能说不吸引安萍老师。很快，就有了他们的传闻，就是现在所说的绯闻。有关他们的绯闻传播渠道很特别，也很隐晦，有人在我们三队的公共厕所里写下这么一句：杨(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老师和安萍老师吃小锅饭。仅这么简单的一句，并不能说明他们之间就有什么事，我们现在经常跟某个人出去吃饭或者办事，很少能引起什么关注，偶尔被人开句玩笑，也一笑而过。可杨老师不这样想，他从中看出比这句话更多的内容。有天早晨出完操后，他把我们三队的学生召集到三年级教室里，叫每人用粉笔写下这句话，他分辨谁的字迹最可疑。经过反复甄别，最后，他确定下四五个人的笔迹与厕所里的那句话笔迹相似。这四五人里当然包括了我。之所以我也有嫌疑，是因为我和杨老师曾有过一次不愉快。有天上午，他给我们班上完音乐课后，没指定谁把风琴搬回去。不指定人，谁都没动它。到他给下一个班上音乐课时，风琴还在我们班里。他把坐在前排的我和另一男生叫到他那狭小的宿舍里，也不打骂，只叫我俩面壁思过。他从食堂打回午饭，当着我们的面慢悠悠地吃完，对我们视若无睹，吃完饭还上床午休，不一会儿居然打起了呼噜。我俩忍着饥饿，又不敢说话和乱动，生怕把熟睡的杨老师吵醒，在他的呼噜声中我们一直站到下午上课，才被偶尔路过的校长发现，赦免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