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核心利益”的陷阱_比较利益陷阱

　　中西政治原则之别　　“核心利益”近来成为外交界琅琅上口的时髦话。从周恩来主持外交以来，一向重视的是中国对世界整体的贡献。他所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的以中国自我为中心的思路，现在竟然如此流行。难到这真的是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结果吗？还是在进入哲人其萎的物质年代后，中国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强权所签订浮士德之约，以谋一席之地？
　　在中国传统的外交智慧中，从来不讲自己的利益，而只会讲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大群体的利益。这个更大的群体，在帝国时代是天下与兄弟之邦，后来是亚非拉国家，再后来是第三世界。如果讲自己的利益，后果会是第三世界没了、兄弟之邦没了、天下也没了。换言之，在传统智慧中，中国永远应该是小我，世界才是大我，中国的利益应该放在世界整体利益中考量。而表达世界整体的概念也与时俱进，以前是“天下”，如今是“三个世界”。过去儒家讲无为，如今社会主义改讲无产阶级。固然，此无为之无，非彼无产阶级之无，但其间都蕴含了“天下为公”的思想。
　　“和谐世界”与“负责任的大国”这两个重要原则的提出，其外交战略上的意义，皆是为了化解华府面对中国崛起所感到的不安。“负责任的大国”提出较早，是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保证中国不会造次；“和谐世界”提出较晚，是重申中国没有要与美国争霸的图谋。不过，这两个原则还有更深厚的文化涵养，不能单纯以战略理解之。这两个原则与欧美熟悉的世界政治原则大相径庭，然而在帝国主义东来导致天朝制度瓦解以降，一度销声匿迹了数百年。和谐再度成为江湖中一种理想世界，不能不说是中国实力渐次恢复之故。
　　中西国际政治原则的差异，当溯及中西文化的比较。一言以蔽之，就在于对群己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文化重视群体，欧美文化重视个体。在中国文化下，群体是个体的内涵，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但在欧美文化下，个体反而是群体的基础与前提。美国的外交动辄引用国家利益、核心利益之类的观念，不在乎旁人感受，而仍能夸夸其谈。美国相信，任何国家都应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同理，美国就也坚持，任何群体中的个体，都应该有其自己的核心利益。在个人，就是所谓“普世人权”。
　　美国与中国看待世界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美国认为个体应该高于群体，故个人应该高于国家，国家应该高于世界。如此，为了个体权利，美国可以理直气壮干预别国内政，而另一方面，为了美国利益，美国可以理直气壮牺牲别国人民的人权。但为何美国常常大言不惭，为自己国家利益而牺牲别人的人权？这是因为，当美国作为个体时，这个国家个体的利益一定是最高的，所以其他国家的利益，或世界的利益，或其他国家的人权，相对之下就不重要了。
　　可是，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主张人权为“普世价值”。在个体高于群体的大前提下，美国高于世界，美国也期待别国认为他们自己高于世界。另一方面，各国人权应高于各国的国家，当然，美国的人权也高于美国的国家。假如各国国民的人权可以低于国家，就等于美国的利益可以低于世界。这就不能接受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认为，美国眼中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是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美国眼中的中国人权问题，关乎群己关系的根本假设。
　　中国则是群体文化。外交若以和谐为原则，则中美之间理当存在某种群体伦理，反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情怀。那中国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自我克制，不要为一时之气，而破坏与美国的长远关系。以至于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后，竟愿意承受在人权问题上的大肆攻讦而不与辩论。然而，光是要求自己负责，以求维持对美和谐，只能说是做到群体文化的一个面向。如果美国得寸进尺，不知反省，甚至放纵自己，予取予求，就不可能维持和谐。在固有文化的理想中，并不鼓励乡愿。既然实践上总是很困难，所以道统只能“不绝如缕”。
　　义理与责任之辨
　　文天祥说，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如果美国的行为破坏义理，则苟且与美国妥协所得到的和谐世界中，中国是没有办法负什么责任的，只能流于配合。什么程度的妥协是为了和谐，什么程度的妥协是破坏群体，答案存乎一心，究其本，就在于是否合于义理。也就是说，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只是要求自己容忍，而必须进行判断。有待判断的至少有两件事，一是什么是合乎义理的做法。遇有不合乎义理的做法，就不能相忍配合，倘若不确定是否合乎义理，至少必须先观察等待。否则，和谐世界反将鼓励美国片面放纵。
　　第二要判断的是，中国自己有没有实力重振义理。在固有文化理想中，实力不是用来征收好处，而是用来维系“天下为公”。故有实力时，便应该制止美国，指出美国行为的不当。若经判断，认为自己实力不足，宁可独行其是，也不能为了和谐而助纣为虐。如今，美国动辄以国家利益为理由，遂行围堵，已然逾越义理分际。美国所谓期盼中国负更多责任，举其大者，不外乎三端，一是要求中国协助或分摊介入所谓失败国家的责任，二是分摊全球治理的成本，三是以“普世价值”之名同意华府干预中国内政。
　　于今之计，首须厘清中国自己的理想价值，根据群体价值与和谐理想，判断华府所作所为是否合宜，然后可以决定与华府折冲的原则。既然标举了和谐世界，那么中国要负的责任除了是治理好自己之外，就不可避免要对世界大事，提出义之所在。和谐世界的达成，一是要求自己不输出问题到世界，这是今天理解的负责任的大国的内涵；二是保障各国有治理自己的能力，这要求中国培养更大的实力，以能有朝一日提供美国之外解决各国问题的多种思路与资源，化解美国的放纵与自我，这是负责任的和谐。
　　1980年代以后，国家利益的观念从西方输入。也许感觉在外交场合讲道理，常讲不通，而且中国的道理讲一百遍，欧美都听不明白，或明白了也不相信。但若改讲国家利益，一切变得好解决。愈是强权，就愈可以只讲国家利益。君不见美国每次背信弃义的时候，就说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国崛起之后，也学会用国家利益的观念与美国沟通，果然看似减轻了外交工作的负担。对于自己能摆脱意识形态，务实地与美国周旋，斗而不破，让许多人感到得意，也让许多观众感到佩服。
　　可是，没有大我，岂有小我？连“**”都革不掉的文化心理，外交官何能铲除？结果，中国人在放弃讲道理的舞台以后，也就失去自己赖以认识世界的大我或群体意识。一时之间，什么是国家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内涵是什么，也就分不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一旦没有大我或群体的论述当基础，事事看起来都涉及国家利益。现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导致外界把中国自我疏离之后表现出来的焦虑，解读成是中国愈来愈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