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论辩研究的三个视角及启示] 社会学的视角给我们的启示

　　当代西方论辩研究可大体区分为结果取向的非形式逻辑研究、程序一规则取向的语用辩证研究和过程一受众取向的修辞论辩研究三个视角。不同视角的论辩理论都从古典修辞思想汲取理论灵感，强调以或然意见而非绝对真理作为话语生发的基础，注重话语实践的时空、受众等情境因素在论辩生成与评估中的作用，体现了修辞转向或者说对修辞传统的回归。这些论辩理论资源理应成为西方修辞学术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论辩研究的修辞转向对于修辞批评实践和修辞学自身的发展都不无积极意义。
　　[关键词]修辞；论辩；修辞转向；修辞批评
　　[中图分类号]HO－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090－06
　　涂家金(1973－)，男，福建工程学院外语系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修辞学。(福建福州　350108)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基于佩雷尔曼修辞论辩理论的修辞批评研究”(项目编号：20118040)、福建工程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GY—s11040)的阶段性成果。
　　Bakhtin认为：我们的言说总是针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过去或现在乃至将来的某一受话人或言说对象展开，总是回应什么、证当什么、辩驳什么。Bakhtin的对话思想其实体现的正是论辩的普遍性。在西方，与新修辞一样同源于古典修辞传统的当代论辩理论研究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论辩已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西方论辩理论。如，刘旺洪、王国龙讨论了Perelman论辩理论对国内法哲学研究和法律证成的启迪意义，但这些研究大都专注于显性的修辞论辩理论。熊明辉、武宏志、张志敏等关注非形式逻辑或论辩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但大都囿于逻辑／哲学而未充分认识到论辩的修辞转向。与修辞学家一样，当代的论辩理论家们不满足于狭隘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科学主义观，通过致力于论辩的非形式化研究来解释人类言辞实践中无法化约为形式逻辑的诸领域。当代西方论辩理论也从古典修辞思想汲取理论灵感，也强调以或然意见而非绝对真理作为话语生发的基础和出发点，并且同样注重话语实践的时空、受众等情境性因素在论辩生成与评估中的作用。当代的论辩研究因而呈现出了修辞转向，或者说是对修辞源流的回归。论辩研究的修辞转向或修辞回归对于修辞学的发展、修辞批评实践等都有积极的意义。
　　一、何为论辩
　　论辩或辩证术(dialectic)最早是指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芝诺受数学推理启发而提出的“用于哲学论证的归于不可能”的论理方法。柏拉图认为：论辩是通过苏格拉底式答问或对话接近甚而达致终极真理的方法。苏格拉底通过被称为归谬法的论辩技术和一系列答问式对话将言说对象的陈说的逻辑后果和推理导向荒谬或困境而去伪存真、确立真知。柏拉图故而是将论辩作为哲思实现之基础和获得真知的途径。
　　亚里士多德并不贬低事实和“真理”，但他认为或然性和意见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论理实践因而不应仅囿于哲思和确证。他区分了分析式(即逻辑)推理和论辩式推理。前者关注包括演绎三段论在内的演绎推理或确证，对应于科学与绝对真理，亚氏因此也被称为形式逻辑之父。后者基于或然意见，以说服为关注，涵盖亚氏所指称的论辩和修辞。但是，近现代逻辑学家几乎忘记亚氏同时也是论辩之父。论辩／辩证其后常常被等立于逻辑，后来又等立于黑格尔等的辩证法。而这些意义都与论辩／辩证原初之意相去甚远但却不幸地为现当代哲学所接受。在《修辞篇》、《论题篇》和《辨谬篇》中，亚氏指出论辩关乎或然意见而非柏拉图的永恒真理，其首要目标是在驳斥他人的观点的同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最终说服特定受众接受自己的观点。论辩的这一基本界定“至今并未有多少改变，所变化的主要是评估论证的标准和论辩策略体系的创造、组织和表述。”
　　二、修辞与论辩的同源性
　　在亚氏的修辞思想体系中，修辞是寻求一切(非暴力)手段进行说服的话语实践。它是论辩／辩证的对应物。修辞与论辩都以具有模糊性的自然语言而非人为约定的具有唯一恒定意义的数理或逻辑语言为互动介质，都以言说对象所认可或接受的或然意见而非不证自明前提或绝对真理作为话语互动的基础，“都可以被用于论证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结论”。论辩也需要基于受众接受的前提这样的修辞基础，而修辞或隐或现地包含修辞者一受众对立观点的辩证式互动。两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互为渗透关联，在本质上实乃一体两面。所不同的是，在亚氏的区分中，修辞侧重探讨面向广大民众的说服实践，而论辩更多的是关乎两个言说者之问的争议或讨论。论辩因而也可以被理解为修辞的一种形态。两者都是一种根植于社会语境、以日常语言为工具的实践理性，而非基于数学推导或逻辑演绎的科学证明。两者都以受众的可接受性或观点、决定等的情境合理性而非推导的合形式性和结论的真假二元为实践准则。正因此，亚氏讨论论辩术的《论题篇》和《辨谬篇》其实都是《修辞篇》的延续或补充，都是关于修辞的论说。然而，论辩修辞同源的事实在近现代却遭到忽略。
　　三、当代西方论辩研究的智识背景
　　亚氏早在《前分析篇》中就已经开始设想并寻求能够揭示现实结构、适用于科学的形式推理系统，其中的逻辑三段论是最早的逻辑推理理论。而修辞与论辩则基于或然意见来进行说服或消除歧见。在亚氏看来，逻辑、论辩和修辞分别适用于不同的领域而平等存在，并无厚此薄彼之分。特别是在那些关乎价值判断的或然领域，人们所需要的通常只是相对更好更合理的选择或决定。而只要有选择，就有论辩与修辞。然而，随着以康德、洛克、笛卡尔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简化为以数学计算或推理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并将之作为理性的全部，同时，由于这些思想大师的智识影响以及工具理性与近代以来人类对征服自然和工业化的追求相契合，作为价值理性或实践理性形态的修辞论辩传统遭致贬抑忽略。到了19世纪后半叶，至少在学科层面，修辞和论辩仅仅成了辞格和三段论的代名词。诸如弗雷格、罗素这样的近现代学者所致力追求的是能够准确描述、反映事实结构的基于数学语言的形式推理。形式逻辑被等立于论理实践的全部，而亚氏思想体系中很重要的修辞论辩思想很大程度上被摒弃或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