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个人简介 [鲁迅简介鲁迅个人资料]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
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1921年发表中篇白话小说《阿Q正传》。1918年5月15日发表《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 ；
散文集《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
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他的作品有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其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人物生平
学生时代
鲁迅青年时期
鲁迅青年时期
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鲁迅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是鲁瑞。
1892年，11岁就读于绍兴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
1893年（光绪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回来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资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因此事家道开始衰落，随后迁入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鲁迅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病故》中可以反映出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8年，17岁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
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并与陈衡恪结下友谊，
1901年毕。
1906年3月，尊母命回国与朱安结婚。本年秋天鲁迅携二弟周作人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
鲁迅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在周作人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和许寿裳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两部书中，两人都曾引用过鲁迅的医专同班同学医学博士小林茂雄公布的鲁迅学年成绩：
鲁迅留日期间
鲁迅留日期间
解剖学 57.3分；
组织学 63.7分；
生理学 65分；
伦理学90分；
化学 95分；
德语 60分；
物理 60.1分。
可见鲁迅考得最好的是 化学。自然科学和医学专业科目成绩较普通，只有藤野担任的解剖学一科没有考及格。总成绩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文中的自述：“同学100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对此班上部份同学认为是“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成绩。”
鲁迅在医校学习一年以后，便从学校退学。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己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1907年曾拟创办杂志《新生》，因经费问题未能如愿。1908年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周作人认为并未加入），并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了一些东欧和俄国的短篇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不过销量平平。
太宰治生前接受委约，创作了一部描写鲁迅留学生活的小说《惜别》，1945年出版。
鲁迅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他的学生时代及以前经历，成为他的著作《朝花夕拾》的主要素材来源。
1909年，28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生理学化学教员、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绍兴师范学校（今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等职务。191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怀旧》（文言文写作）。
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1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时，他经历一段思想苦闷时期，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校编谢承《后汉书》、《嵇康集》。后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注：鲁迅当时在北大兼职讲师，并不是北大职工。因为当时蔡元培校长定规，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里资料抄写员。这里往往被写北大历史的人搞错，生拉硬拽把鲁迅也当成北大职工。）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中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12月，他还生动地塑造了阿Q形象，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4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创办同人周刊《语丝》。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鲁迅与泰戈尔会见且合照。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鲁迅箴言》
鲁迅共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公务员，级别是荐任，机关是教育部，单位是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历任第1科科长和佥事（辅助司长的高级幕僚）。主要的业绩有：担任国语统一会教育部代表，协调制定注音字母（与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共同提议并执笔文案“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
与钱稻孙、许寿裳2位科长合作中华民国国徽设计案，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说明书全文详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
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
分管图书情报（图书资讯）业务：督导京师图书馆（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直到被教育部时任署总长章士钊免职为止。为此鲁迅向中华民国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依法可以复职，但他选择离开政府体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后签署了让佥事周树人复职的命令，并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易培基等都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通缉了(注：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蔡元培将教育部改革为大学院期间，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工资300圆。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后，这笔工资名义改为“教育部编译费”，仍按月支付。1932年起，鲁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约编译”。
厦门广州
鲁迅
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三·一八惨案，被北洋政府通缉（注：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这里《而已集·大衍发微》，于是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数月后，1927年1月16日，46岁的鲁迅离开厦门，18日抵达广州，19日晨在孙伏园、许广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与自己29岁的学生许广平同居。当时是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请鲁迅到校。鲁迅日记：1月26日“晚往骝先寓夜餐”；
2月1日（除夕）“夜往骝先寓夜饭”，骝公邀鲁迅共吃年夜饭。不久又聘顾颉刚来校，顾北大毕业才6年就当研究教授，鲁迅很不服气，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环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两场题为“无声的中国”及“老调子已经唱完” 的演讲。
鲁迅
1927年10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到达上海，10年之久，他一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保护他写作免遭迫害，以及他不少的日本朋友。1930年起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鲁迅与左联领导有很多思想上的冲突，因而有人认为他是自由作家。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创作了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与大量思想性的杂文，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
1930 年，上海，在“ 左联” 举办的“ 鲁迅五十寿辰庆祝会”上。（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摄）
1930 年，上海，在“ 左联” 举办的“ 鲁迅五十寿辰庆祝会”上。（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摄）
鲁迅在上海期间，和宋庆龄、陈赓有交往。鲁迅所主持的文学团体和郭沫若、郁达夫主持的文学团体有矛盾。鲁迅扶植奖掖文学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萧军、中国第一位女文学家萧红等，也和化名狄克的张春桥进行过论战。
自1931年起，鲁迅大力倡导木刻版画，由此开始了中国创作版画的历史。
1933年，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凭吊柔石、胡也频等被国民党捕杀的五位“左联”成员。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写信给鲁迅希望他用真名骂蒋介石，鲁迅拒绝说：“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年55岁。他的死讯引起全中国的注意，在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他一个文艺界人士举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礼，民众代表在其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轰动一时。第一次从万国殡仪馆启灵时的抬棺人共12人，分为左右两排，最前面的两个是巴金、鹿地亘，后面依次为胡风、曹白；
黄源、张天翼；
靳以、姚克；
吴朗西、周文；
萧军（田军）、黎烈文。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
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的遗嘱共有7条，其中前几条交代丧事从简，第5条交代幼儿周海婴“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6条是对别人应许的事物不可当真，最后一条是万勿接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关于鲁迅之死，亦有一些争议。鲁迅之子周海婴曾撰文，怀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早死，后经证实，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鲁迅先生死后，有很多人来看望他，有学生，有工人........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为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全集》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语言幽默。在他55年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对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 ；
散文集《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
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他的作品有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其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狂人日记》
鲁迅以小说创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其后，鲁迅连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鲁迅逐渐放弃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鲁迅后期小说结集为《故事新编》。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说往往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层百姓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能在点滴间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后期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风格从容充裕、幽默洒脱，大异前期。
代表作有《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乡》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在大陆妇孺皆知。一般认为，代表鲁迅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是散文诗集《野草》。
鲁迅1933年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手稿）
其作品《社戏》被选入人教版下册，苏教版初一上学期课文；
《少年闰土》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课本。
折叠杂文
鲁迅创造了以论理为主，形式灵活的杂文形式，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杂文数量极多，题材广泛，形象鲜明，论辩犀利，文风多变，毛泽东誉之为“匕首”和“投枪”（匕首投枪一说本于鲁迅《南腔北调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机》），深入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代表作有《二心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热风》、《三闲集》等。
鲁迅杂文合集
作品名称出版信息作品名称出版信息
《坟》1927年3月，未名社《热风》1925年11月，北京北新书局
《华盖集》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华盖集续编》1927年5月，北京北新书局
《续编的续编》1948年，上海出版公司《而已集》1928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三闲集》1932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南腔北调集》1934年4月，上海同文书店
《二心集》1932年，上海合众书店《花边文学》1936年6月，上海联华书店
《伪自由书》1933年10月，上海青光书局《准风月谈》1934年12月，上海联华书店
《且介亭杂文》1937年7月，上海三闲书屋《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年7月，上海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年7月，上海三闲书屋《集外集》1935年5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
《集外集拾遗》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集外集拾遗补编》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作品选鲁迅散文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结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前者以追忆儿时往事为主，平易晓畅，风趣生动。代表作有《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野草》则以尼采式的散文诗形式，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当时虚无主义的悲观心境。语言色彩艳丽而冷峻峭拔，意象独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对日后中国白话散文诗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
鲁迅并不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其诗作传世无
鲁迅
多，主要以旧体诗为主，多有佳句。早期诗歌深受古诗影响，多吟咏离情感伤。留学日本时作《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真切动人，境界大开。《四一二事变》一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写出乱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为之动容；
赵聪《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说，时人称“三百年来无此作！”。1922年创作《彷徨·题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描述文学创作路上呕心沥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较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鲁迅的诗歌在当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是常被引用来表示国共和解，和海峡两岸和解的名句，如温家宝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是否会对台湾释出更多的经贸优惠政策”，温家宝回答中引用这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常被引用以自况。
鲁迅翻译的两本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和《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
鲁迅也以译作著名。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译欧美文学及日本文学作品，如尼采、凡尔纳等，后期则主要翻译东欧文学及苏联文学的革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风格闻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欧式的长句，来增加汉语对复杂关系的表现力。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
鲁迅翻译作品单行本
翻译作品出版信息翻译作品出版信息
《壁下译丛》1929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现代新文学的诸问题》1929年4月，上海大江书铺《桃色的云》1923年7月，北京新潮社
《艺术论》1929年6月，上海大江书铺《苦闷的象征》1924年12月，北京未名社
《文学与批评》1929年6月，上海水沫书店《出了象牙之塔》1925年12月，北京未名社
《月界旅行》1903年，日本东京进化社《小约翰》1928年1月，北京未名社
《工人绥惠略夫》1922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思想·山水·人物》1928年5月，北新书局
《现代小说丛译》1922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近代美术史潮论》1929年，北新书局
《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小彼得》1929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
《文艺政策》1930年6月，上海水沫书店《艺术论》1930年7月，上海光华书店
《毁灭》1931年9月，上海大江书铺《竖琴》1933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十月》1933年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一天的工作》1933年3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表》1935年7月，上海文化生活书店《俄罗斯的童话》1935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书店《死魂灵》193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坏孩子和别的奇闻》1936年6月，上海联华书局《药用植物及其它》193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山民牧唱》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译文补编》2008年3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地底旅行》1906年3月，上海普及书局及南京启新书局《域外小说集》1909年3月，上册；
1909年7月，下册 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出版社未知
1924年6月，下册，北大新潮出版社《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委员会整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委员会整理
其他作品
鲁迅其余作品合集作品名称出版信息备注《野草》1927年7月，北京新潮社散文诗合集《朝花夕拾》1928年9月，北平未名社散文集《古籍序跋集》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委员会整理合编《译文序跋集》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委员会整理合编《两地书》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鲁迅与许广平书信合集《鲁迅书简》1937年，三闲书屋许广平整理《鲁迅日记》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许广平整理写作目的
鲁迅说他写作的目的，一是“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 ”，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二是为那些“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美梦的青年，正是因为他们，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扼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三是他的敌人，鲁迅说，“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不圆满” 。
作品特色
小说特色阿Q正传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杂文特色鲁迅文集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
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
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 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
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
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三味书屋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野草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
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
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
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翻译思想鲁迅翻译作品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
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
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鲁迅书法作品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
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
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
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
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
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
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鲁迅设计作品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美术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积极倡导大众美术，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美术实践活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美术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础。其主旨是：肯定美术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美术与社会、时代、国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把美术作为与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体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众的艺术，一是倡导现实主义的精神。鲁迅提倡现代的大众艺术，并注重古代的大众美术——民间美术，以此来说明美术只有尊重大众，才会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待美术遗产上集中表现为“拿来主义”在对待艺术创作本身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提倡大众艺术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串起了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
诗作特色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盖面式的表达出来。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
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鲁迅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
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精神、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精神影响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政治影响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历史评价
对于鲁迅的评价以正面为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的普遍都很高。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正面评价
《重读鲁迅》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大多数人承认他是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
两岸政府对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评价，使当代对鲁迅的真实思想需要重新澄清。比较重要的当代鲁迅研究学者有王瑶、林辰、朱正、王得后、钱理群、李欧梵、周策纵、王富仁、陈漱渝、汪晖、张梦阳、徐麟、王乾坤等。学者严家炎、何满子、邵燕祥、林贤治、王元化等对鲁迅先生多有著述；
而作为艺术家的张仃、吴冠中、陈丹青、范曾等大家对鲁迅先生也有精彩的论述。
大多数人认为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散文诗集《野草》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
其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这一政治立场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有高度评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鲁迅小说集》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共产党掌权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
不过，据2001年出版的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但毛泽东曾于同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因此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赞赏。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当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由于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官僚腐化，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1949年后，鲁迅在台湾也一直被当作国民党的反面教材加以贬低。不过，近年台湾也有推动鲁迅作品的努力，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在1990年左右出版《鲁迅作品全集》，其出版小引说：“中国自有新文学以来，鲁迅当然是引起最多争议和震撼的作家……全世界以诠释鲁迅的某一作品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也早已不下百余位之多。”出版小引希望“还原历史的真貌，让鲁迅作品自己说话”。的确，鲁迅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
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评价鲁迅：“二十世纪亚洲最伟大作家。”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 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蔡元培：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陈独秀：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郁达夫：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曾澄清鲁迅拒绝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原话如此，经查证，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为西方文字，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是杨宪益翻译的，（真实译者为斯诺）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
1949年山东当代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写了一首抒情诗，题为《有的人》：
“ 纪念鲁迅有感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当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 臧克家
著名学者胡适：“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叶公超写《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日本文学家尾崎秀实：“左联的泰斗”。
日本作家山上正义称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
日本作家增田涉称赞鲁迅为“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
负面评价
鲁迅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主要是认为他睚眦必报，喜好争论。批评尤为激烈者为苏雪林，鲁迅去世时，苏雪林写信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称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四史文学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发与左派作家之间的笔战。台湾学者郑学稼著述的《鲁迅正传》对鲁迅的性格多有微词。唐绍华认为，鲁迅“对任何现实永远不会满意，因而变成真正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者。”
薛涌认为鲁迅“国人心灵不医治的话，肉体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论是挑战文明社会的基本医学道德的宣言；
也认为鲁迅继承了儒家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没有宪政精神，而充满了僭政精神”；
此外，鲁迅“本人并无直接当农民的经验”，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众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体对于中国人妖魔化、丑化的影响；
“鲁迅说中国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没有能跳出这样的文化。”
钱玄同曾总括他有三点短处：多疑，轻信，迁怒。
其他评价
《网络鲁迅》1979年钱钟书在美国表示：“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短气’（Short-winded）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李敖认为鲁迅在中国大陆被过分高估：“鲁迅像写《阿Ｑ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绪字眼删掉，看的还是资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