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90年代舆论监督语态的纵深发展 语态

　　摘要：创办于1980年的昆明《春城晚报》在90年代的舆论监督报道中呈现了形式上的“征文化”和内容上的深度发展并置的特点。 “征文化”是在电视反馈滞后的时代，晚报开发与读者沟通的新形态，而深度报道的出现同时满足了传媒价值落点转移及其与电视共生的竞争需要。
　　关键词：舆论监督；语态；深度报道
　　中图分类号：G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188-01
　　
　　深度报道是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舆论监督报道形式的主要视点。在1988～1998年间按照“每季度随机抽取连续7天”的方法，我对晚报的头版舆论监督报道进行了抽样统计。头版的舆论监督报道总量为349篇，头条为“征文”的是32篇，占总量的9.2%，头条为“深度”的占11.7%。虽然数量不占优势，但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因为它们是除常规的报道形式外，覆盖所有年份的监督报道形态。
　　
　　一、征文：“把关人”角色的强化
　　
　　1988～1998的11年间，晚报一共举办了大小不等的10余次冠名有奖征文，舆论监督的“征文化”成为这一阶段的常态。
　　“征文”是在技术条件缺乏的时代，大众传媒主动下放“说话权”的形态。因为长久以来“文以载道”“文人论证”的传统使得中国的报人代表了精英话语的发布者，以真实署名的方式在报章上发表意见甚至揭露丑闻是记者的一项特权，但是“征文”的形式让这项权力下移。以五华杯征文为例。这次活动历时半年，共收到来搞1300余篇，其中40%的稿件以一版头条位置甚至整个版面发表，既有歌颂时代风采的典型报道，又有许多披露曾经禁锢数十年的被称为阴暗面的典型事件。[1] “说话权”的扩散不仅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反应速度，同时也强化了晚报舆论引导的指向。
　　
　　二、深度：传媒价值落点的转移
　　
　　“征文”的常态化是促使这一阶段晚报的舆论监督报道向深度化发展的间接助推力。喻国明教授提出过新闻传播的三个价值落点：一是传媒的反应能力；二是解释评论及逻辑建构；三是培育“圈子”，构建文化。[2] “征文”的出现其实质是帮助晚报分担了一部分事实告知的功能，变相地削弱了它对舆论监督的反应能力，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它必然要将其价值落点转移到“解释评论和逻辑建构”上来，这具体表现为深度报道的出现。这一阶段深度报道的形式表现为配发评论，采访札记、调查追踪和系列报道。虽然这类报道形式仅占舆论报道总量的11.7%，但它所体现出的舆论监督的力度却是空前的。在第一价值落点中，传媒的主要任务是快速传递信息，但在这样的信息流中读者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才会有了诸如《为何按下葫芦浮起瓢？――春城无证商贩透视》（1991年11月8日）的追问，《离婚案逐年增加 婚外情重要诱因》（1993年4月4日）的解析。在第一价值落点中，传媒缺失的还有给予凌乱的信息以逻辑和结构。在1997年11月期间，晚报将“占道经营”“机动车乱停放”等现象整合到“春城行路难原因篇的系列报道”中，从舆论监督的角度建构了这些事实的逻辑，发挥了舆论引导的功能。
　　
　　三、“征文•深度”化：价值引导与电视竞争的双重需要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舆论监督语态向纵深化发展与这样的社会转型密不可分。当社会成员面对急剧的社会变革，当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无法凭借旧有的经验体系作出解释，当很多人在为前景迷茫时，报纸的舆论监督和引导的功能需求被空前放大。1993年出现的“星期刊”正是晚报为社会成员构建逻辑结构的尝试。凭借深度报道的形式，晚报在90年代实现了媒体价值落点从对信息的反应速度到建立逻辑结构的转移。这期间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是电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电视并未像先前预想的那样取代报纸，但是在时效性和形象传播上都更胜一筹的电视逼迫报纸进一步挖掘自身的固有优势。监督的“征文化”是在电视反馈滞后的时代，晚报开发与读者沟通的新形态；而与偏重表达情绪的电视不同，报纸的特点恰恰在于其理性和深度。所以深度报道的出现正好满足了报纸与电视共生的竞争需要。
　　
　　参考文献：
　　[1] 殷宗器.两个征文:晚报1988年的“两个第一”[J].云南报业,2010(1).
　　[2] 喻国明.传播的“语法革命”和舆论引导力[J].电视研究,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