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有几个民族 民主意识与民族电影（１９３２―１９４９）

　　“一・二八”事变，日寇的炮声震动了全中国。左翼电影人携带着贫富对立，民族意识以及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命题走上了银幕，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潮。 　　 　　气势辉煌的新兴电影运动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战争。炮火直接摧毁了设在上海虹口、闸北、江湾地区的各影片公司和摄影场。而电影观众对于依然沉醉于“鸳鸯蝴蝶”中的电影人也发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当时的《影戏生活》杂志收到600多封读者来信，要求电影公司摄制抗日影片。大敌当前，反映战事唤醒民众，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人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大敌当前，电影人纷纷开动手中的摄影机，反映战事，激励民众。一些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也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深受欢迎的左翼作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周剑云通过安徽同乡阿英，约见了夏衍、郑伯奇，邀请他们加入明星公司。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入电影公司，或顾问，或策划，或编剧，或批评，卓有成效地将阶级对立与民族意识以及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命题带上银幕，影坛风气为之一变！
　　1933年，洪深对电影界的业绩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知道在这中国电影年的11个月之内，在数量上只生产了66部影片”，“但是在素质上，中国电影已经很明显地从颓废的、色情的、浪漫的，乃至一切反进化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而勇敢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洪深所说的这条道路，正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同步的全新道路。
　　在这一年里，明星、联华、天一及各家电影公司先后开映了《三个摩登女性》、《狂流》、《天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飞絮》、《春蚕》、《铁板红泪录》等多部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影片，给电影观众带来新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冲击力。
　　1934年上海的夏天，郑正秋导演的影片《姊妹花》在大光明影院首映后，创下了连演63天的记录。主演胡蝶风头出尽，一时间“胡蝶霜”、“蝶来饭店”等以胡蝶为名号的商品行销于市，引领着社会衣食住行的风尚。而拍摄了大量新兴电影的联华影业公司更是蒸蒸日上，许多影迷不仅是联华影片的忠实观众，更是联华股票的持有者。联华“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理念深入人心。
　　但是，另一种声音也甚嚣尘上。1933年11月12日上午，一群身着蓝衣的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艺华公司摄影场，砸毁电影器材，并以“铲共同志会”的名义发出警告，不准放映田汉、夏衍、金焰等人的影片，也不许刊行鲁迅、茅盾、阿英等人的作品，制造了震惊上海的“捣毁艺华事件”。
　　恐吓、谩骂和法西斯暴力，并不能阻挡新兴电影运动的脚步，左翼电影人继续“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一部部批判现实主义影片《渔光曲》、《大路》、《新女性》、《神女》、《桃李劫》、《十字街头》顽强地诞生了。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清晨，年仅25岁的阮玲玉服毒自杀。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万人空巷的送葬场面，使阮玲玉之死久久留存在中国影迷的心中。历史似乎在有意无意间选择了1935这个特殊的年份，在赋予中国电影傲人荣誉的同时，也让它承载着巨大的失落。这一年，郑正秋走了，年轻的天才作曲家聂耳也走了……随着一曲曲挽歌终了，默片的光辉逐渐淡出，有声电影成为中国银幕的主流。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影片《狼山喋血记》属于查禁之列，中国人对之讳莫如深，因为它的主演之一是中国政坛红极一时的人物江青。但是，这并不能动摇这部国防电影在历史上的地位。一部《狼山喋血记》，饱含着抗日激情，虽然从头至尾没有一处提到抗日，但以黄狼隐喻日本侵略者，以白狼隐喻西方列强，在抗日字样不能公开的时局之下，电影人巧妙地借寓言论时世，在银幕上宣扬抗日主张。而在另一部由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里，由“金嗓子”周璇演唱的《四季歌》，唱出了东北人民家乡沦陷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表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愿望，震撼着几代中国人的心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响的时候，中国电影人心中升腾起一份特别的骄傲。因为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是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拍摄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在抗日的烽火中
　　
　　“七七事变”，宣告了抗战的全面爆发。日寇将战火再次烧到了上海，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部署，上海戏剧界、电影界组成了十多个救亡演剧队撤离上海，分散到内地继续抗日的宣传。
　　1937年底，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向西南内地迁移，武汉成为战时的临时中心。在这里，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阳翰笙任主任秘书，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抗战特辑》等一批抗战纪录片和卡通宣传片迅速完成，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阳翰笙根据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八百士兵坚守四行仓库的真实事件，写成了反映全民抗战的电影《八百壮士》。影片在法国和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放映，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中国的抗战引起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关注，1938年1月，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同两位助手，带着一架特勃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埃姆摄影机和两万米胶片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名为《四万万人民》纪录片。193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摄影师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轿车，来到汉口中山公园大门西侧的僻静处。他此行的目的是前来接受伊文思赠送的一台埃姆手提摄影机和两千尺胶片。凭着这台摄影机和为数不多的胶片，延安电影团的袁牧之和吴印咸等人在延安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最初的片段，适时地把一个真实的延安、真实的八路军介绍给了中国和世界。
　　
　　与此同时，在大后方的进步电影人，在香港的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以及在上海“孤岛”的阿英、于伶等人，相继拍摄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好丈夫》、《塞上风云》、《白云故乡》、《孤岛天堂》、《前程万里》、《木兰从军》、《葛嫩娘》等电影，坚持着电影的抗战。
　　
　　迎接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可是，中国人民盼望的“和平、民主”的社会并没有出现。物资短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在电影界，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南京、北平、广州的所有电影机构和产业，垄断电影发行、放映和胶片器材。同时，根据《中美商约》，美国影片重新占领中国市场。从日本投降到上海解放的四年里，放映美国长短片1896部之多。1946年，在首轮上映的383部影片中，国产影片只有13部。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电影人用摄影机书 写着自己的答案。战后复原返乡的人潮还未平息，一部部反映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的鸿篇巨制就开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等影片，将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与中国大众的道德图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观众的心灵慰藉和民族的影像史诗。
　　解放战争的号角，让上海的电影人在白色恐怖中看到曙光，他们用电影表达着百姓的心声，影片常借人物之口说出类似“黑暗就要过去了，天就要亮了”这样的双关语，观众对此心领神会。昆仑影业公司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陆续推出了《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进步电影。同时，为了占住拍摄经费和摄影设备，阻止国民党政府戡乱电影的制作，孙瑜开始了影片《武训传》的拍摄工作。在香港，进步电影人也拍摄了《珠江泪》、《鸡鸣早看天》等影片。
　　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国电影人在唤醒大众的同时，还创造了无愧于世界影坛的电影经典。文华影片公司的导演费穆，制作了一部为后人所称道的影片《小城之春》。这位学贯中西、才华卓著的学者型导演，在他的影片中始终浸润着传统文化意境与古典美学精神，追求着独具意趣的中国民族电影风范。
　　正当国统区电影人为迎接曙光奋力拍片的时候，从苏联归国的袁牧之和从延安来的吴印咸、田方、陈波儿、钱筱章等人来到长春，与当地地下党一起领导了第一批人民电影的生产。满映，曾经是日寇在东北建立的亚洲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后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译制片和第一部故事片纷纷告捷，东影成为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摇篮。
　　与此同时，东影派遣了新闻摄影队跟随解放大军浴血奋战，记录下一幕幕胜利的凯歌。苏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派遣摄影队跟随解放的脚步，记录下可歌可泣的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五彩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在中国城乡受到广泛的欢迎。
　　上海解放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影机构被接管，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并且联合长江、昆仑、文华、国泰等十多家民营电影公司，在新的天地里迈开新的脚步。
　　1949年7月2日，一个个衣着朴素的身影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中华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终于会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