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大堡子山秦陵乐器坑所出铜虎性质刍议】

　　[摘要]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所出三件铜虎并非乐器中的“�”。文献记载中的“�”是木质的,其演奏方式与铜虎毫无关联。三件铜虎具有神秘的宗教意义,是秦人崇虎情结的产物。 　　[关键词]铜虎;��;白帝;蓐收
　　[中图分类号]K87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05-04
　　
　　2006年,礼县大堡子山秦陵考古喜获一项重大成果,在秦公大墓M2西南约20多米处,发现了一座长8.8米、宽2.1米的乐器坑以及分布在其附近的四座人祭坑。乐器坑内出土三件纹饰华美的繁纽编�,三件铜虎,一套八枚甬式编钟,两套五枚一组的编磬。最大�铣部铸有二十六字铭文,显示作器者为“秦子”,故有学者称此为“秦子乐器坑”。据知情者透露,在M2上方另一座秦公大墓M3的西南侧,也有一座乐器坑,毁于上世纪90年代初礼县的盗墓黑潮中,流落到日本,收藏于MIHO博物馆的那批钟、�,即出自该坑。那批钟、�的规格、形制与这次秦陵出土的钟、�基本一致;尤其是二者都存在以“秦子”为器主的铭文,且内容与文字风格非常接近。故可断定,两座乐器坑分属两座大墓,当为祭祀两位秦公而设。
　　乐器坑的时代,发掘报告定为春秋早期,学界无异议。赵化成、王辉、韦正诸学者通过对已知秦�体高与铣间比、主体纹饰特征、铭文内容及字体风格等方面的分析,认为:“上海博物馆藏秦公�最早,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次之,最晚为北宋内府旧藏秦公�。而‘乐器坑’新出秦子�正好介于上博秦公�与太公庙秦武公�之间,同属春秋早期。”并进而指出:“日本美秀博物馆所藏龙纹�则与新出秦子�最为相似,其年代也应相当,且可能与该馆所藏秦子钟同属一套乐器。”所论甚是,笔者零星发表过的一些意见,与此完全相合。至于乐器坑的归属即“秦子”为何人的问题,学界分歧较大。笔者主张乐器坑乃秦文公之孙宪公即位后所作,�名中的“秦子”即宪公在先公丧期内的自称。
　　与编�同出的三件铜虎,似为学者们所忽略。论述乐器坑即秦子问题的文章甚多,却鲜有涉及铜虎者。去年有幸拜读了梁云先生《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一文,在其研究乐器性能的那部分内容中,有对铜虎功用的论述。梁先生的文章宏博有据,特别是关于秦国乐器组合及品位的析述,颇多精义,读后受益匪浅。只是在铜虎性质问题的判断上,笔者不敢轻从。冒昧撰写此文,在与梁先生商榷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一点陋见。
　　
　　一
　　
　　三件铜虎规格、形制大体相仿,其长分别为22.6厘米、22.4厘米、21.7厘米,宽分别为8厘米、11.1厘米、7.9厘米,高分别为11.1厘米、8厘米、11.3厘米。虎体中空,作伏踞状,巨首回顾,粗尾上卷,耸耳尖爪。腿躯交接处饰螺纹以象股肌,虎身饰三角对称式简化窃曲纹。出土时一虎(K5:2)位于�(K5:3)旁,一虎(K5:4)位于�(K5:5)的舞部,一虎(K5:2)位于两件甬钟(K5:6和K5:8)之间。梁先生认为三只铜虎原与三件编�相配,“应是埋葬过程中或坑坍塌后脱落滚动”造成了出土时的错位。铜虎的功用是“止乐”,即秦景公墓石磬铭文中的“段虎”,也即《吕氏春秋•仲夏纪》所言“��”中的“�”。
　　我国古代乐器组合系列中,确有“��”存在,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经文载舜同臣僚们讨论政事,那个时代音乐歌舞与群体生活密不可分,所以,乐官夔畅谈了一番乐器演奏场面及其社会效应,其中即有“合止��”一语。《诗•周颂•有瞽》亦有句云:“应田县鼓,�磬�圉。” (圉即�)《皋陶谟》为部落联盟时代最高领导层的议政纪要,《有瞽》乃周天子祭祖合乐于宗庙的颂诗,二者言乐器皆含��。此外,《礼记•乐记》所称誉的六种“德音”也包括��。由此足见其在乐器领域的地位。
　　那么,��是什么样的乐器呢?尽管汉唐以来学者们解说纷繁,而且相互间也不无抵牾之处,但基本轮廓还是十分清晰的,大致都以二郑的训释为框架。《周礼•春官•小师》谓:“小师掌教鼓、�、�、埙、箫、管、弦、歌。”郑众注曰:“�如漆�,中有椎;�,木虎也。”《有瞽》孔疏引《皋陶谟》:“合止��。”郑玄注云:“�状如漆�,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状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栎之,所以鼓之以止乐。”梁先生文中所引《吕氏春秋•仲夏纪》高诱注文,与二郑说义同。《皋陶谟》孔疏概述诸家之说:“汉初以来,学者相传皆云�如漆桶,中有椎柄,动而击其旁也。�状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为声也。乐之初,击�以作之;乐之将末,戛 �以止之。”不过,对��构造及操作方式解说最详明的要算郭璞,他在为《尔雅•释乐》“所以鼓�谓之止,所以鼓�谓之�”作注时云:“�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之令左右击,止者,其椎名。�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长尺,栎之。�者,其名。”郭说的意义还在于强调了“止”和“�”是两种乐器部件的名称,“止”字此处不表“停止”义,否则《释乐》所言即与传统解说相反了。
　　以上训释告诉我们,�、�是两种乐器,�呈桶状,以椎棒类物从中左右击打以发声,表示乐队演奏开始;�为虎形,背部刻齿,以条棍状物划之以发声,表示乐队演奏结束。�虽有伏虎的形状,但它和大堡子山乐器坑所出铜虎却没有必然联系。
　　首先,�这种乐器本身是可以演奏、可以发声的,具体操作方式是用长1尺左右的木棒或木条,在虎背密列的刻齿(�)上擦划即所谓“栎”或“戛”,类似当代曲艺快板演奏仍流行的齿板手法。而乐器坑所出铜虎,是绝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演奏的。即以“止乐”的功能而言,文献记载中的�也和梁先生所猜想的铜虎作用完全不同。�和�一样,其发声只是一种信号,是对全乐队的指挥:演奏随着�的敲击而开始,随着�的戛划而结束。而梁先生所设想的“止乐”却是只对�的音响而言,即演奏者手持铜虎,让虎的四足触于正在发声的�鼓部,以使�音戛然而止。所以,即使铜虎的作用果真如梁先生所说,是用来为编�止音的,那也只能说是新发现了一种编�演奏技巧,而不应附会文献记载中的�,因为二者实质上全然无涉。
　　事实上三只铜虎并不像梁先生所说的那么轻巧,是很不适宜于“单手持握”的,用它们来中止�的发音未免过于笨拙。退一步说,作为止音器,一只虎也已足够,何必三只?三�同悬一处,乐师只能是一个人,操作极其简便,绝对不需要为每件�专配一个止音器。
　　其次,�和�都为木质器,这是由其特殊音色要求所决定的。因为如上文所述,其发声是在向全乐队传递信号,其声韵必须明显区别于其他乐器,所以,才有敲撞木桶和戛划木齿这类颇为奇特的发声设计。金属制品是难有这种音响效果的。古文籍的汉唐注家中不少人强调��的“以木为之”,《礼记•乐记》所言�、�的别名“�”、“�”,字皆从木。《白虎通•礼乐》阐述“八音”曰:“土曰埙,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此谓八音也。”定义尤为明切。就此而言,铜虎与�也是沾不上边的。梁先生说:“虎形的�可以用木制,也可以用铜制。”如无确证,便只能是一种推测。
　　梁先生以乐器坑的铜虎比附秦景公大墓磬铭中的段虎,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即使“段虎”就是�,同样难以和乐器坑铜虎联系起来。梁先生赞同王辉、孙常叙等学者的意见,但他们虽然认为段虎可能就是�,却并未超出或改变文献关于�的表述,而都承认其“杖栎”木虎背部刻齿的发声方式,未曾说直接以段虎接触钟�来止音。
　　何况,据清代及当代许多学者的研究,击�以作乐、栎�以止乐的说法,实为汉唐诸儒的误解,并不可靠。��的作用在于协调、控制演奏的韵律,增强乐曲的节奏感。江永《群经补义•尚书》即指出:“��之用,所以节歌也。‘合止��’,合者,协也,谓与歌相协而击�以节之。止者,歌句之中有当暂一止,则栎�以止之。此��之用也。后则易之以拍板,��之音粗厉,拍板之音清亮,大乐陈��者,存古焉耳。后人不识��之用,谓始作击�,将终栎�,惟首尾各一用,误矣。”于省吾先生在《双剑尚书新证》中,引用诸书及金文作了更深入的论证,认为《皋陶谟》“合止��”之“止”,即“之”字。“‘合止��’者,合之��也。与下句‘笙镛以间’义同,特文法有变化耳。犹言‘合之以��,间之以笙镛’也。”“盖乐有舒疾断续之音,��皆所以止音节乐,而无关终始之义也。”若果真如此,其功能是对演奏的舒疾断续起调节作用,相当于后世的木板击拍,那就更非铜虎所能承担的了。
　　总之,梁先生说乐器坑所出铜虎是�,既无田野考古先例作比照,也与古文籍有关记载完全不符。铜虎并不是一种乐器。
　　
　　二
　　
　　既然铜虎与乐曲演奏无关,那么,便只能从宗教方面探寻它们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铜虎身上负载着某种精神意念,被赋予了某种神秘力量。它们出现在秦君祭祀先公的特定环境中决非偶然,应当承担着丧葬文化领域的特定使命。如果再作一点大胆的推测,铜虎可能负责守护这批规模相当可观的乐器,是天神福佑的象征。
　　为什么铜虎会具有守护神的作用?这要从秦人宗教哲学及政治理念的演化说起。
　　嬴秦缘起于鸟图腾部族,其对鸟的崇拜在早期秦文化中极其鲜明,对此学界已有充分论析,无须赘述。但随着文明时代祖神观念的日益成熟、图腾意识的逐渐淡化以及贵族权威政治需要的不断加强,秦人在崇鸟的同时又开始崇虎,而且后者有越来越超过前者的趋势,形成了非常浓烈的崇虎情结。
　　嬴秦部族属于五帝时期兴盛于海岱地区的东夷集团,其始祖少昊原本是东方之神。后来这支西迁陇右的嬴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繁衍成一支左右关陇形势,乃至主导了西部历史进程的力量。基于族体昌盛自豪感的惯性延伸和方国生存的精神需要,始祖少昊也便由东方之神转变为西方之神了。所以,处于东、西周之交的秦襄公,一旦升封为诸侯,第一项重大举措便是“作西�,祠白帝”, 以国家最高祀典的规格,确立了祖神少昊西方天帝的地位。此举无疑源自商周以来一直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天命观意识形态,目的是借祖神的威灵,凝聚族体意志,为政权罩上一轮神圣的光圈。
　　秦襄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只有周王才有资格奉祀的天帝分解开来,为本族的始祖争得了西方天帝的威望,实现了祖与天的庄严结合。由此,祖权、族权、神权、政权便完美地凝聚成一股至高无上的力量,构建起对秦公统治最强势的支撑。少昊为西方的天帝,与之对应的关陇嬴姓就是掌控西方的部族,而部族领袖秦公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的君主。依“五行”思想体系对宇宙结构的配置,五方配五色:青色代表东方,赤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黄色代表中央。秦襄公首次打出了西方天帝少昊称“白帝”的旗号,实开五色帝理论的先河。后来,随着嬴秦国势的继续扩张,文公时又作��,仍以白帝为祀主;宣公时作密�,祀青帝;灵公时作上�祀黄帝,作下�祀炎帝(赤帝);献公时天“雨金”,以为“得金瑞”而作畦�,再祀白帝;至西汉初,刘邦直言天有五帝,“待我而具五”,于是作北�而祀黑帝,凑齐了五色帝的�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秦人建立的六�中,有三�是祀白帝的,说明直到战国前期,白帝一直是秦人心目中的至高天神。
　　五方除了与五色相配外,还与“五行”的原质相配,即东方为木,南方为火,西方为金,北方为水,中央为土。少昊为西方天帝,故古文献中又称他为“金天氏”,上文言秦献公作畦�祀少昊,也是因为他自以为得了“金瑞”。高诱注《淮南子•时则》“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一节文字时,讲得更直接:“少昊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日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
　　由于社会生活实践中涉及最广泛的是东、南、西、北四方,故四方又分别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配,同时也便与古代华夏族最崇拜的四种动物即所谓“四灵”相配:东方青龙,象木象春;南方朱雀,象火象夏;西方白虎,象金象秋;北方玄武,象水象冬。所以,秦人与虎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虎是西方的表征,是西方天神白帝金天氏少昊的灵性化物象。秦人的崇虎情结由此而起,秦国统治集团一贯张扬白帝的政治哲学与高度尊奉�祭的宗教活动,又必然不断强化着群体的崇虎意识。
　　在此还有一点值得强调,与西方相配的虎,在“四灵”中似乎更加突出一些,它的文化蕴涵最深,民众对它的信念也最牢固。比如说,占据先秦社会生活重要地位的玉文化领域,核心玉礼器有所谓“六器”,即礼天的苍璧,礼地的黄琮,礼东方的青圭,礼南方的赤璋,礼西方的白琥,礼北方的玄璜。璧、琮、圭、璋、璜皆为几何形状,与动物无涉;惟有礼西方的琥,是动物虎的形象。这可能有人们审美心理上的原因,“四灵”中虎以外的三灵,某种程度上都是想象中的动物,或多或少包含着人为加工创作的成分;而虎则纯粹是自然界实存的动物,且体态雄猛,毛色鲜丽,吼声宏伟,洋溢着奔放的生命力,给人们以生动而深刻的印象。此外,可能也与秦人一直崇奉以虎为表征的白帝有关。由于秦国长期确立了西方霸主的地位,虎作为西方象征物的历史定格,也便被社会文化思潮所普遍接受了。
　　嬴秦始祖少昊与虎的关联,在关于蓐收的古代神话中保留了明确的信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曰熙……该为蓐收。”此处之“叔”,实指少昊家族后起的代表性人物,故郑玄注《礼记•月令》说:“蓐收,少�氏之子,曰该,为金官。”韦昭注《国语•晋语二》说:“少�氏有子该,为蓐收。”《尚书大传》云:“西方之极,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神蓐收司之。”《淮南子•时则》也有大意相同的记载。这个同少昊紧紧联结在一起的蓐收,是个什么人物呢?《国语•晋语二》有这样一段故事:“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嚣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这个蓐收,“人面白毛虎爪”,分明就是白虎之神。他立于“西阿”,而且主掌刑杀,故韦昭注云:“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蓐收之名,据丁山先生考证,缘起于农业收成,“农、蓐古本一字”,蓐收也可看作是农神。因此,对于四季而言,蓐收主秋,农事秋成。《吕氏春秋》表述秋季,恒言“其帝少�,其神蓐收”。秋气萧杀,金声寒厉,故白虎之神又主兵刑。古文籍称白虎为西方七宿之总称,显示兵象。秦国军事上以虎符调遣军队,当亦溯源于此。
　　嬴秦的崇虎情结,在上层社会的丧葬文化中表现尤为实切。贵族墓葬的出土器物,常突显出各种虎的形象。流落到欧洲的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所出那批器物,即含一对造型奇特的金虎,这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传出大堡子山秦陵而被日本MIHO博物馆收藏的一对金虎和一对铜虎,信息也早已公布;礼县博物馆收藏的大堡子山秦陵所出一对马镳,一端饰凤首,另一端饰虎首,反映了崇鸟与崇虎并重的审美理念;至于圆顶山贵族墓群青铜器纹饰中的虎形象,不论数量和品位,都远非他国青铜器所能比拟。大体与乐器坑同时发掘的大堡子山陵区IM25,是一座属春秋中晚期的中型贵族墓,出土物内也有一件小型铜虎,长6.5厘米,宽2.3厘米,呈蹲踞状,尾巴上卷,身饰窃曲纹,虎背有钮。此虎置于墓主首端,与多枚石圭及一柄短剑同处;该墓没有乐器陪葬,此虎显然和乐器无关。
　　
　　三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做出判断,大堡子山乐器祭祀坑所出铜虎具有某种神秘的宗教意义,是秦人崇虎情结的产物。
　　秦人崇虎盛行于春秋时期,因为那时秦国尚处于逐渐崛起的过程,实力还难以同中原列国抗衡,只能先争取乃至巩固西方霸主的地位,故其政治哲学及宗教文化尚赖始祖神即西方天帝观念来支撑。虎崇拜是这一观念的世俗化结晶,虎形象特别是金虎(金属质地)形象则是崇虎精神的物化表现。进入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嬴秦国势迅猛壮大,以雄厚兵力与列强逐鹿中原,统治集团的战略眼光早已突破了西方霸主的理念,而越来越强烈地着眼于一统神州的伟业了。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之神白帝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崇虎情结也必然随之淡化。
　　
　　[注释]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赵化成、王辉、韦正:《礼县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8年第11期。
　　祝中熹:《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丝绸之路》,2009年第2期。
　　梁云:《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4期。以下言及梁先生见解皆出此文,不再一一注出。
　　经文曰:“圣人作为�、鼓、�、�、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郑玄注:“�、�,谓�、�也。”后儒皆从郑说。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顾颉刚、刘起�《尚书校释译论•皋陶谟》言之甚详,可参阅。见该书第1册第485～487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页。
　　《史记•封禅书》。下文言及“五色帝”之�祭,皆据此篇。
　　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后土后稷神农蓐收考》,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96页。
　　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件》,《文物》,1995年第6期。
　　该馆2000年出版过包含这两对虎的周、秦器物图录《中国战国时代的灵兽》(有些器物属西周、春秋时代)。
　　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