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式的精神家园]寻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摘要] 汪曾祺和萧丽红把儒家文化中的“仁爱”观念融入作品中由此延伸出了对于世俗日常生活的热情肯定,对于在日常人生中的仁爱之心给予了热烈的赞美,渴望通过作品找出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精华来复苏和重塑我们民族新的文化人格,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性。优美人性表达是他们对现代性的追求。
　　[关键词] 汪曾祺 萧丽红 现代性 世俗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传统与现代、中方与西方的融合一直是困扰中国文人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使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现代性意义,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汪曾祺和萧丽红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汪曾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当我们把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放入这一历史框架中时,可以看到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和运用融入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整体来看,汪曾祺的小说与传统儒、道文化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源于儒家的“仁爱”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式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是与道家思想风范相融通的对于自然人性和通达人生的追求。而在这两个方面,汪曾祺都进行了现代性意义的融通与整合。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仁爱”的情感与“义”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其作品的世俗文化氛围、人物行为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核。
　　在《大淖记事》中,我们看到锡匠们在十一子遇到不公正的伤害时,同声相应,揭竿而起,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在世俗的情谊中生发出一种高尚的原始正义。而这种原始正义与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密切相关,他们平时相互之间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作做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这其中联系着他们对于“仁义”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人和人之间应该平等相处,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善待别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这样一种世俗的民间社会中所保持的伦理道德,显然包含着儒家的“仁爱”精神,但在世俗的人生中,儒家的“仁爱”之理己经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心理追求,想要挣脱捆绑精神的绳索,逐渐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他们的心目中没有贫穷、贵贱之分,呈现出的是一种和谐至乐的生活境界。这是对世俗解放的渴望的平和表现,同时也是汪曾祺小说的现代性的体现。
　　《故里三陈》中的陈泥鳅有一身好水性,虽好利,但更重情义。下水救人,救活人他不计较报酬。民国十二年,运河决口,他在大浪里救起了好多人,连人家的姓名都不问。但在死人身上他要钱从不含糊,比如在通湖桥洞里捞一具女尸,他向公益会讨价十块现大洋。随后,他却把要来的钱送去接济生活无着的陈五奶奶……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像陈泥鳅这样具有仁爱之心的“平民百姓”是日常世俗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本性,毫不矫揉造作。汪曾祺不仅赞扬这些普通人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于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
　　在汪曾祺作品中,“平民百姓”是他作品的主角,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在劳动中闪现出庄严的光彩,因而具有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作家心中对优美人性的渴望,同时也是对普通劳动者人道主义关怀的体现。
　　正是源于这种博大的人道情怀,汪曾祺以浪漫的、诗意的笔触,写出了他理想的生活境界和伦理人生,能充分印证他这一理想的作品是《受戒》。《受戒》更像是一首充满了健康的生活情趣的田园诗。旖旎明丽的水乡风光和明海与小英子天真未凿的爱情浑然一体,充满了和谐恬淡的乡土风味。开朗热情的水乡人、风流倜傥的和尚,弥漫着人间烟火的寺庙,充满了人生向往的受戒仪式,歌唱劳动、赞美生活。作者在这历史深处飘来的生活气氛中,灌注了时代的激情,歌颂了直率的人性,朴素的人情,对人的自然情感与生活权利的肯定和对人的诗意的生存状态的现代性追求。
　　萧丽红:中国式的隐忍和超脱
　　与汪曾祺相似,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台湾女作家萧丽红对儒家文化中的“仁爱”观念无疑是有着深深的倾慕和向往的,并且由这种观念延伸出了她对于世俗日常生活的热情肯定,对于在日常人生中的仁爱之心给予了热烈的赞美,她渴望通过作品找出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精华来复苏和重塑我们民族新的文化人格。萧丽红的小说也体现了独特的中国精神特质,即中国式的隐忍和超脱。中国向来缺乏西方式的悲剧,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而对于苦难和悲痛,传统的中国人总会选择一种隐忍的态度,正如李泽厚所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萧丽红将这种中国式的隐忍和超脱渗透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纯朴品格和奉献精神的女性,营造出一种平静祥和的气氛。
　　《千江有水千江月》所表现的是一种建立在传统意识上的现代情爱观,无论是父母包办,还是自由恋爱,那些爱情都是真挚纯朴的。贞观和大信是被双方父母指腹为婚的远房表兄妹,这看似无理的包办婚姻却转化成了真挚的爱情,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爱情的很另类的一面。同时,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自由产生的,是建立在相互爱慕、默契无间的基础上的。这样的爱情是自由的、可选择的,是典型的现代爱情。萧丽红通过贞观和大信之间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她自己的爱情观,那就是真正的爱情要建立在“灵”的基础上(文中处处着力于体现贞观和大信“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爱情感受),建立在双方的精神基础上,爱情应该至大至美、极纯极真。而形式和诞生方法则不是重要的。
　　另外,这部作品中的其他女性也都是善良、坚忍、重操守、讲信义,对待爱情忠贞不二;她们持重、克制、有礼,可她们又并不因此感到束缚则显得刻板冰冷;她们敬重生命,活得认真,活得明白。
　　她们对事情都有一种好意,是连剪一张纸,折一领衣,都要方圆有致,都要端正舒坦。她们之所以如此,乃其内心蕴藏着丰富的真情。这些情感,有乡情、人情,也有亲情、爱情。
　　在评价《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的女性形象时曾有人指出:“萧丽红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中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女性经验,我们看到了环绕身旁的母亲们一代的影子……而在这些真实的女性生活下,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传统宿命观却默默传承下来……传统旧俗不断地绑在女性身上,这样的认命方式不禁让我们感叹女性还能为自己作些什么?”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的封建枷锁的确给女性带来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但在萧丽红笔下,女性妇德的坚守是建立在感情和责任的基础上的,是心甘情愿的承受和无怨无悔的付出,“情”是恪守的基石,不能简单的以传统女性对贞洁牌坊的顶礼膜拜为判断尺度。
　　萧丽红“叙述爱情故事,明显回避了传统包办婚姻悲剧性的一面,回避了烈女贞女辛酸凄苦的一面,而突出强调了夫妻爱情纯真的一面……是要在那些真诚的爱情故事里寻求现代人所需求的那份纯朴的品格和奉献精神。”
　　与贞观的背景和经历不同,《桂花巷》中的高剔红,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女子。她具有中国妇女的隐忍谦逊、勤劳善良传统美德,但同时又是一位恩怨分明、个性突出的奇女子。她在相依为命的寡母与弱弟相继离世后,做出了看似违背常理的选择,她狠心抛弃了与自己两情相悦的渔民青年,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才干嫁给当地一位富家少爷。
　　大多数为金钱而结合的婚姻往往会以悲剧而告终。而剔红却偏偏得到了完美的爱情,不仅如此她还成功地凭着聪明才智在这个大富之家站稳了脚跟。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丈夫因病去世,年轻的剔红苦痛过后平静地选择了带着遗腹子守寡,却又在长期的孤独中无法抗拒地有过一次风流“外遇”并怀了私生子。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剔红似乎除了与情郎私奔外,就只能去寻死了。可萧丽红却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选择:剔红坦白告诉了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儿子,并得到了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开明的儿子的理解和原谅。剔红让儿子带着她悄悄到日本堕了胎,而后平静地回到家中,继续生活。
　　对于剔红的一系列与时代相悖,甚至与《千江有水千江月》中一干女子的德行操守相悖的行为,萧丽红并没有给予太多道德上的评判。一个软弱的女子遭受到命运的打击后,即是选择了活着,剔红的抉择反而更显出了世俗的人性与人情。金钱欲也好,情欲也好,都是人的本性,是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从根本上泯灭的。
　　萧丽红笔下的爱情主角,不论是受过教育的当代青年,还是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村妇,都怀有对爱情的真挚和执着。作品中追求人性的至善至美正是为了从乡土中找寻现代的缺失。
　　汪曾祺与萧丽红分处大陆和台湾两地,虽然一位已经作古,另一位也淡出文坛,但直到今天他们的作品仍独树一帜,是因为他们始终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如儒家的人道主义、道家的人格独立、佛家的精神自由,坚持在世俗生活中寻求这种精髓的体现,并将其回归到文学创作当中。不妨这样说,他们的小说是借民俗的、民间化了的人和事来寻找中国式的精神家园,是对于一个时代的民众的生存状态的理想想象。这种理想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具有中国情结的民间大众的世俗精神。这在很大意义上几乎等同于一种民族心理,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精神层面上的指引。风俗展露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是保有民族感情的重要方式。基于这样的风俗观,他们的小说在写风俗的同时也透露出更实在的人的气息,从而他们的作品具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性。汪曾祺与萧丽红是在有意识地呼唤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朴实优美的人性。优美人性的主旨与优美文本的内容相互融合,达成了文学的审美效果,这可能就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文学的和谐境界。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2]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5.
　　[3]程金芝.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命运.2006.
　　[4]张小平.寻根与重建.华文文学,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