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处见大　笔曲意深】 意什么深什么

　　 侯嬴是《史记》中的一个人物，他是魏国的一个隐士，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守门者。信陵君屈尊求贤，亲自驾车虚左迎接他于大庭广众之中，遍赞宾客，酒酣，到侯生前，举杯为他祝寿。侯嬴受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为了报答，在赵国危急求救时，为信陵君出了“窃符救赵“之计。当“窃符”完成，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侯生突然主动提出“自刭”之说，使读者费解。出谋划策未必要死，而且，他的自刭似乎无关大局，于事无补，那么，侯嬴的自刭有必要吗？
　　 不少人确实对此存有疑问，觉得侯嬴自刭多此一举。比如，北宋人张耒曰“以嬴既进朱亥以报魏公子，不自杀未害为信” （张耒《司马迁论》），认为侯嬴既已献计并推荐朱亥，不自杀亦已无负于魏公子而称得上忠信之士，又何必北向自刭？但是，更多人还是努力尝试着寻找出侯生自刭的原因，大体说来，有下列几种说法：
　　 为侯生自己。明代的陈懿典《读史漫笔》中说：“侯生料魏王知公子谋皆夷门擘画，势必收而诛之，故宁自杀以为名，正是高处。”此说认为侯嬴自刭是知自己替公子谋划负于魏，魏王定会查知谋划窃符之人，一定不会放过自己，倒不如主动选择自刭，落得一个好的名声。这种说法认为侯生自杀是为逃脱被魏王追究责任。
　　 为晋鄙等人。明朝的徐中行《史记评林》中说：“侯生度为公子窃符，计必杀晋鄙，鄙何辜哉？心必有不忍而不自安者，乃以死谢之耳。不然，诚报公子，即死耳，何必数公子至晋鄙军日而后自刭也？故程婴之死，世谓报宣孟，余谓谢杵臼也；侯生之死，世谓报公子，余谓谢晋鄙也。”此说强调了侯生对晋鄙心怀歉疚。信陵君想到要置晋鄙于死地，不由泣下，而谋士侯生想到这种巨大牺牲和损失，也只能以死谢罪。如果把此说扩展开去，也可以认为侯嬴自刭是为谢魏王、谢如姬……
　　 为“士”的道义。“士为知己者死”是当时“士”这个阶层所尊崇的道德标准。侯嬴深受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一心维护信陵君个人的利益。在信陵君带领门客舍生取义奔赴抗秦战场时，既然自己老而不能从，不能以身赴战，只能义无返顾地自刭。
　　 为信陵君。“侯生自刭乃是为了坚定信陵君夺晋鄙军的决心，是企图以此来强化信陵君的信念，叫他到时候不要手软。”今人韩兆琦在《〈史记〉评议赏析》中这么说。此说认为侯生提议为实现计谋牺牲晋鄙时，信陵君落泪，这是思想动摇的表现，如果心怀不忍，生死关头会功亏一篑，解赵之围成为空谈，这也是侯生担心的。为了激励、坚定信陵军的信念与决心，他不惜以死促成信陵君的大计。
　　 比较而言，侯嬴之死应该是为信陵君，他的自杀是为了激发信陵君，与田光以死激发荆轲目的一样。因而，侯嬴的自刭有必要有价值有意义，绝非多此一举。
　　 再进一层，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侯嬴提出自刭，可以看作是一种促成大计的手段，公子至军后的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矫令夺军，勒兵击秦，解邯郸之围，赵王亲迎，平原君不敢自比，读者正目不暇接之时，司马迁突然在这儿插入一笔，“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特意交代侯嬴的结局，在惊讶之余，不禁疑惑：这不是画蛇添足，多余之笔吗？
　　 “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一个小人物的死决非多余之笔，而且不可或缺。
　　 侯嬴虽然仅仅是魏国的守门人，他的奇异行为却彰显了忠信守诺、视死如归等优秀品质。从对人对事的洞察力来看，他的智谋高于达官显贵，见识远远超过了肉食者；从对知遇者的报答看，他竭忠尽智，谋划周全，言而有信；从道义上看，他为了促成大计，舍身忘我，不惜牺牲生命……他的死令人震撼与惋惜。侯嬴不北乡自刭，那么作为人物形象，他将失去悲壮的审美价值而黯然失色。
　　 关键是，他的义举衬托出信陵君能得士善得士，且得到的是真正的“士”，这大概正是司马迁着力表现的，也是读者不应该忽略的。
　　 仔细想想，侯生教公子窃符，是“只知有信陵，不知有王”，只顾解公子之急，不顾魏国之存亡。侯生窃符之计，杀魏大将晋鄙，夺魏国固社稷之兵甲，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结果幸而战胜，倘若不幸而战败，信陵君何以谢魏王？当然了，身处民间却了解天下之势的侯嬴自然是深知此举对魏国的利害关系，但在让信陵君坐观赵亡被人责备不义，还是孤注一掷冒险出兵保留名声，这两者之间，侯生替信陵君选择了后者，因为信陵君是以“义”而著称，侯生要为信陵君保住高尚的名节。这就显出了信陵君能得“士”。
　　 信陵君的“礼遇”侯生，换来的是侯嬴处处维护信陵君的利益与形象；而且这种“超常知遇”促使侯生在出谋划策时不给自己留有退路，侯嬴怀着牺牲自我的信念，心甘情愿奉献生命，这种崇高的侠义正彰显出了信陵君善得“士”。
　　 侯嬴深知魏国目前的危险，但他眼光长远，懂得天下之势：救赵失败，魏国灭亡；救赵成功，魏国保存；魏国赵国，唇齿相依。有魏国，然后有信陵君。要得长存，就不能坐视不管，窃符之计不仅是为信陵君名节，更主要是为信陵君保存自己与魏。信陵君养士的目的不就是如此吗？作为“士”，侯嬴表现出人生极大的智慧。由此看来，信陵君确实是“能得士善得士”，而且所得之“士”是真正大智大勇之“士”。
　　 司马迁这一笔，与其说是写侯嬴，不如说为写信陵君，是通过侯嬴侧面烘托了信陵君能得士善得士，这与《魏公子列传》着力刻画信陵君礼贤下士的形象，以及作者对魏公子的敬佩之意是吻合的。可以说，这小小的一笔可谓是笔曲意深。
　　（作者单位：扬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