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濂：矢志不渝的近代民主教育领袖:矢志不渝

　　 　　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在那十几年富有传奇色彩的教育生涯中，他曾三度出任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谱写了一段千古佳话。民国初，他订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近代意义上的完整学制；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他二度出任教育总长，又一次挽救了民族教育大业；直系组阁后，他再度出山，并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至死方休。
　　在他逝世后，时人寄语：“晚近二十年来，以一人而关系全国教育兴衰之重，未有如先生者。”身逢波诡云谲的动荡时代，宦海几度沉浮，他都未能动摇矢志教育的初衷。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范源濂。
　　
　　范源濂，字静生，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教育家。1876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家道中落后即随母亲迁居长沙。他早年曾经进入清末维新派人士创办经营的时务学堂学习，戊戌变法失败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不久受邀梁启超前往日本进修。归国后，他立即投入到创建新式学校的活动当中。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范源濂历任教育次长、总长之职，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且几度沉浮，但是他苦心经营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大业，直到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刻。1927年末，范源濂终因积劳成疾而在天津病逝。
　　
　　启民智：以基础教育为根本
　　
　　范源濂将基础教育作为启发国民智慧的根本途径，基于他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洞察。他指出，科举制度沿续千年，目的“专在去人才为官吏，全不顾及国民之基础教育”。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下，有条件的文人士子皓首穷经，钻营仕途；无条件读书的贫民百姓则昧于时势，漠然国事，造成国民智识低下，不知国家为何物，一旦国门洞开，在气势凌人的列强面前，懵懂无知。因此，从基础教育入手，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观念，为民初教育的当务之急。
　　民国初年颁布的系列学校系统令，一时间难以为国人所理解。他们认为基础教育“博骛不专”、“劳而寡获”，宁愿让子弟入读私塾，学习国文或兼习英文、算学；或直接进入工厂商店从师学艺。针对这种偏见，范源濂从人的生理和世界大势两方面阐述了基础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人具有各种潜能，就像璞玉需要雕琢一样，有赖于后天的启发。人在幼年时身心最适于“修炼”，基础教育的功用就在于“从多种方面活动其各部之机能，而助成整体之健全发达”。同时，他还联系中国所处的列强交迫的危机境地，指出基础教育是“强固民志，伸张国力”的重要途径，如果要培养国民的生存能力，必须首先发展基础教育事业。
　　另外一方面，范源濂也非常重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从而实现基础教育的目标。因此，他从三个主要方面论述了义务教育应该由国家宪法来保证的必要性。首先，这样可以革新国人公私家国的固有观念。中国历来各司其子，家自为教，只有规定于宪法，才能明确“一家之子女，即为一国之人民，非可自私，更非可不教”；其次是可以增强法律的实施力度。义务教育须要普及持久，而国人素有忽视法令之风，只有将其定于宪法才能“全国一致，恒久不渝”；最后这样可以奋起追先，挽救国势。中国贫弱已极，如果不求助于基础教育，则“今日失教之子女，更无力与列强之国民争存于他日”。此时，范源濂俨然已经成为了义务教育的忠实倡导者。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了《请将义务教育列入宪法案》，基本都是采纳他的建议。
　　
　　
　　富民生：以实业教育为手段
　　
　　同中国近代其他著名教育家一样，范源濂也把实业教育作为提升国力，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发展经济需要大量掌握工业生产技术的人才，实业教育应运而生。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之时，即针对当时聪明才智之士不肯从事实业的现状，提出要“使人人有独立自营之能力”，共和国民欲谋求个人生存，必须有一技之长。而进行实业教育首先要用“科学教育”为其保驾护航。范源濂认为，科学教育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教授科学，二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质排斥了科学的地位，科考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青年士子埋头于训诂辞章，无暇问津自然科学。同时，中国人骛于空泛，缺乏科学精神。因此，他提出科学盛兴是教育立国的关键，欲富强国家，必发展实业；欲发展实业，必真性科学。科学是求真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教授科学时，还要大力提倡科学方法，凡事都要进行详尽周密的研究，做到有据可循。
　　然而，民国初年虽然新设的学校为数不少，但大致趋于直系一贯制学校。即：由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脉相承，学生求学职位获得一纸文凭，从不顾及所学知识是否符合处世谋生之道，造成一方面社会需要人才，一方面毕业即失业的矛盾现象。范源濂认为，应根据国民生活程度、学生特性和国家财力条件改革学校系统，国民自初级小学毕业后，“或入高等小学，或入乙等实业高等小学，毕业后则或入中学及师范或甲种实业中学，毕业后或入大学预科，或入各种专门学校”，逐步增加实业学校比例及至半数。这样才能培养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国民，组织各种有益国家社会的事业。实业是国家的命脉，教育为实业发展提供技术前提。在实业学校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范源濂还注意到，实业学校与实业界脱节的现象仍很普遍，实业学校出来的学生往往流于读技艺背科学的虚文缛节，以致“获有精深学术者虽不乏其人，而能于实业界有所建树卓然而立者，则甚形寥寥”，有鉴于此，他极力提倡实业界与教育界长相联络，在他看来，若使教育设施适应实业界的用途，学生实际智能适合实业界的需求，则农工商各业必然“雄飞于世界，无往而不利”。
　　
　　立民德：以修养教育为保障
　　
　　除了对国民普通教育和生计教育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之外，范源濂还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德性培养。对于学生的道德修养，他有着不少精辟的论述。针对学生德性的养成，范源濂专门制定出六项宗旨：一是欲有健实之精神，必须有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二是陶冶德性，锻炼意志，为教育之上等要务，故宜使学生富于美感，勇于德行；三是爱国思想、法律观念，皆为国民教育之要旨，故宜使学生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份；四是独立博爱，源于道德，故宜使学生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五是国民教育趋重实际，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能谋独立生活；六是世界观与人生观皆为精神教育之本，故宜使学生研究哲理，而具高尚之趣志。由此可知，范源濂理想的学生应当体魄强健，热爱祖国，明了时势，具有独立生活能力和自治精神，富于高尚的志趣和优美的德性。其中，德性的养成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性保障。
　　此外，范源濂为了培养学生的德性，还特别提出用“修养训练”的方法。这种“训练”有别于锻炼身体的“养护”和传导知识的“教授”，而专门用来“陶冶德性”。民初学界的很多青年“非习于委靡而神智昏堕，即失之虚骄而趾高气扬”。究其原因，即“修养训练”有失其当。因此，范源濂主张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德性修养功能。
　　
　　首先，一定要把德性陶冶贯穿于各科教学之中。修身科应就所指导的事项，启发学生思考、反省；国文科应先依教材的内容，“使学生发生文字之兴趣及资以启发智德或兴起其美感”，再以作文窥测其思想，并进行诱导或纠正；外国文科应“指导学生使立于客观地位，以领悟他国文化之精神”；历史科“务当阐扬古人之精神而使学生与之俱化”；地理科足以“引学生爱国之热情，则使其感丘墓庐舍之可亲，风土文物之可爱”；数学与自然科学“使人领会宇宙间之真理及其与人类之关系，既以助进其崇高正直之德，复使其感受自然之美，而和化其心情”；手工图画音乐“皆足以养成学生勤劳、刚强、优美之诸德”。
　　其次，教学各科外无论校训与校歌、工作及勤务、仪式以及竞技和旅行等，皆可随时随地、因势利导启发学生的德性。在教授法上，范源濂提出“务必近于切实浅薄，使学生易于领会了解；为学之道，不宜偏于机械性质，务使学生养成活泼自动之能力”。学生是德育的主体，教师应当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应该说，范源濂一反封建传统教育中的简单道德说教，转而重视引导启发学生的道德情感和行为，是一种跨时代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