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弩 弓弩杂谈之四

　　因为弓箭在战争中的重要应用，我国古代的统治阶层对射术进行大力提倡，加上北方民族游牧文化的熏陶，弓箭成为了一种勇武和血性的象征。有了整个社会从上至下的重视，我国古代名射手辈出。
　　最早的是羿及其弟子寒促，羿率领善射东夷族以强横武力不断骚扰中原地区，最终矜于暴力走上歧途，二人都不得善终。春秋时楚国将军养由基算是历史上可考的古代名射手第一人，这位神箭手一生以箭术纵横战场，但可能也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武力，最终中了埋伏死于乱箭攒射之下，也可说是死得其所。甘蝇、飞卫和纪昌祖师徒三人更是代代神射，传说中甚至最终达到了“忘弓”的极高境界。实际上，故事的现实背景是燕、赵各国为了强国强兵，对射术进行大力提倡和推广。西汉“飞将军”李广名声在外，史书中他与匈奴射雕手的对决想必堪称经典。司马迁基于同命相怜的心情。以丰满的文笔记下了李广一生中的诸多传奇，被后人传颂不已。除了用弓，汉朝还开始出现射弩的能手，汉明帝的太子刘宠就善用弩，“十发十中，中皆同处”，若在今天，估计可以去当狙击手了。到了战乱纷繁的三国、魏晋时期，乱世中需要靠武力称雄，以善射著称的名将更是不绝于书，吕布、太史慈、羊侃、綦连猛等等都以力大善射称雄于世。“河南王曜，天兴六年(公元403年)封。五岁，尝射雀于太祖前，中之，太祖惊叹焉”，五岁小孩就能射落飞乌。文武兼备的北魏孝文帝元宏自幼学射，技艺不凡。孝文帝“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岁，能以指弹碎羊�骨，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隋代的长孙晟“善弹工射，矫捷过人”，“一箭双雕”的典故就是发生在他身上。唐太宗李世民不仅爱弓而且善射，“箭穿七札，弓贯六钧”，他曾经对大将窦建德夸口说：“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相副，虽百万从亦无奈我何!”，当上皇帝之后，有一次他在路上与一群野猪相遇，他弯弓搭箭“引弓四发，殆四豕”，并拔剑下马，将野猪一劈两段，何等勇武!唐大将薛仁贵出征九姓突厥前，唐高宗为了试试他的弓力，命人拿出府库所藏的坚甲叠成五层，结果被薛仁贵一箭贯穿，后来在战场上与有射雕称号的颌利可汗对阵，“发三矢，射杀三人，余自下马请降”，“将军三箭定天山，将士长歌人汉关”传为千古佳话。唐玄宗时，还有个名气极大的神箭手羽林将军刘洪，“使人于风中掷鹅毛，洪连箭射之，无有不中”，这种风中射鹅毛的水平可要胜过一般的举弓落大雁很多。唐代名射手层出不穷，甚至连李白、杜甫都曾经在诗中自夸射艺，李白曾自诩为“一射两虎穿，转背落双鸢”，而杜甫在打猎中则“射飞曾纵�，引臂落��”。宋代习射流行于世，民间射箭能手很多，拥有很好的社会基础，由此促生了很多人都能在保家卫土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韩世忠、杨业、岳飞等都是射术超群的将领。而北方辽、金、西夏、蒙古大都以骑射起家，可以说每人都是优秀的射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远射达320步，已经达到了当时强弩的射程，金世宗“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金章宗在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猎干豁赤子，一发贯双鹿”。蒙古人给射术最为高超的人赠予“哲别”的称号，意为神箭手，成吉思汗近卫军“怯薛军”中有精锐的“箭筒士”，无一不是百发百中的射手。元朝建立之后骑射不废。小云石海等一批将领仍然拥有非常精湛的箭术。明代重视火器应用，弓箭地位略有下降，但是随后的清朝却是弓马得天下。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征服女真各部时，几乎死于箭下，他留在盛京宝胜寺的弓箭遗物，壮士不能开，矢长四尺余。另外，生活于清初的西藏六世迭赖仓央嘉措，据说也是一名优秀的射手。
　　
　　传统的弓弩都是以木竹筋角为材料制作，入土日久则朽，就算一直能够妥善保存，随着时间的流逝，弓力也会慢慢衰败。虽然可以修缮，但是终有其寿命，一张好弓其性能稳定的可用期也不超百年。史册、典籍中记载了许多精良的弓弩，但是却很少像刀剑一样流传到现在，徒惹后世唏嘘不已，所以历史上诸多良弓宝弩，宝物不存徒留名号。这里随手摘取几个以飧读者，兼以缅怀历史上无数湮没无名的能工巧匠，正是他们的智慧与勤劳才造就中国弓弩辉煌的历史。
　　乌号，乌号是上古良弓，其称呼最早见于《淮南子》。它名字由来有个故事，有一次轩辕黄帝见到一棵桑柘树，树上有一只乌鸦在哀号。旁人给他解释，桑柘树坚韧，乌鸦如果飞走，树枝必然颤动不已。能够倾覆树杈间的鸟巢，乌鸦不敢飞走，只能哀号不已，黄帝听后命人砍伐这棵树的枝干，用其木料做弓，制成后果然是良弓，因取乌鸦哀号之意，得名乌号。这虽然是上古流传的故事，但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桑树、柘树都是质地坚硬的树木，《考工记》讲做弓选材时，“柘为上，(木意)次之，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柘和桑都是上上等的材料，古代人民很早就在实践中熟悉了不同木料的材料性能，择选良材做出优质的良弓。
　　繁弱，“繁弱，夏后氏良弓”，尽管有各种说法，但都认定繁弱是古夏朝时候的良弓。在人类历史中，弓箭的发明远远早于文字，如果真是上古对良弓的称法，“繁弱”的流传或许应对着夏商之际复合弓的推广，而“弱”字是两张弯曲的弓的样子，这个字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弓有关。所以，“繁弱”是确切指一张宝弓还是上古对良弓的泛称都已无所谓了。“繁弱”在后世文人笔下已经泛化为一个符号，“乘我大宛马(西城骏马)，抚我繁弱弓”、“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宝剑)”、“左揽繁弱，右接忘归(古时羽箭)”，繁弱与这些良器一起成了勇烈奋武的象征。
　　大屈，楚灵王的一张宝弓。楚灵王建成了章华台，邀请诸侯一起来参加落成典礼，结果只有厚道的鲁昭公一个来了。楚灵王一时高兴，把自己的宝贝“大屈”弓送给他，结果鲁昭公走了之后又后悔莫及，厚着脸皮派人去讨回来。使者蘧启疆去吓唬鲁昭公说这张弓是齐国、晋国、越国等强国都想要的，鲁昭公心里害怕，就把“大屈”又送还给楚王了。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宝弓如宝刀一样，都是深受各国诸侯重视的，楚共王、晋平公、宋景公都是喜爱宝弓的例子。
　　大黄，汉朝军队的一种强弩。《史记李广列传》记载“而(李)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匈奴)益解”，后人推测大黄可能是因外观得名，“角弩色黄而体大”，弩制粗大，复合弓弓力强劲，弓体外面可能包覆黄桦树皮以防潮防伤，故外观呈黄色。长安未央宫和武库出土了大量的弓弩骨弭(弓两端挂弦处)，很多骨弭上都铭刻着“大黄”的称号，按照刻铭记录，大黄弩力最高可达四十石，属于弩砘的范围，最弱者也有十数石，需由壮士脚蹬腰引。在大汉天威布于四海的时代。大黄弩伴随大汉军队南征北战，和汉环首刀一起彪炳着汉代的强悍武功。相对于“大黄”。历史上还有一种“小黄”，是宋朝“跳镫弩”的别称，也是大量装备部队的大威力弩。
　　长�弓，这是唐朝中后期军队装备的一种通用弓。唐人顾况在《险竿歌》一诗提到：“宛陵将士天下雄，一下定却长�弓”。唐初期有三种实战弓；长弓、角弓和梢弓，但是长鞘弓出现后，前面几种称法就渐渐不再流行。长�弓成为标准形式，并流传到宋朝，在此基础上中国弓有了长 �、短�之分，适当长度的硬质弓�可以改善复合弓的拉力性能。宋、明两朝都是长�弓和短�弓并存，直到近现代清朝的南弓和北弓都存在弓�长短的不同取舍。
　　神臂弓，这是宋朝的一种威力较大的单兵弩，是由西夏归降北宋的“羌酋”李宏制成后进献给宋神宗的，“射二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竿”，“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从北宋神宗起宋朝军队开始装备神臂弓，直至南宋末年，神臂弓自装备军队后就受到极高评价，它在对交趾、西夏、金的多次战斗中打出了赫赫名声。元丰四年(1081)，在由大将刘昌柞指挥的两次战斗中，神臂弓都成功起到了制御西夏骑兵奔冲和杀伤敌军的作用。在中山府路，因为“城上多张神臂弓”，所以“金人往往畏避不敢轻犯”。金国大将兀术说：“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就是岳家军用以击破兀术重骑兵的劈砍类兵器)，外无所畏”，宋神宗、宋徽宗、宋哲宗都曾经对神臂弓称赞有加。与后世所臆想的不同，其实神臂弓从装备数量上讲并不是此后宋朝弩的最主要形制，宋朝军队装备量最大的弩是马黄弩(军队俗称“一滴油”)。但是由于神臂弓威力巨大、“施于军事，实有奇效”，所以宋朝一直对它视若珍宝，不但对它进行了严格的保密，甚至中央拨给地方的数量一直都有所控制。后来大将韩世忠在原来神臂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了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特别能够对付重装骑兵，“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但是南宋后期官制腐败，军器质量大逊从前，克敌弓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由于神臂弓在历史上威名实在太响，而且其工艺、选材在《梦溪笔谈》中都有详细记载流传，所以一直到明朝都在生产装备。并参加了对抗女真满族的战争。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其实神臂弓的基本构型与此前的其他单兵弩没有大的不同，但是在选材和结构上都进行了改进优化，加上制造考究、质量控制严格，所以能够达到比较高的性能。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秦、汉时期一直作为军队标准装备的中国传统单兵弩，经过南北朝“五胡乱华”和唐末乱世的朝代更迭，至宋朝已经几乎失传了。沈括有一次见到了一个当时出土的大约为秦汉时期的弩机，大为惊奇，以为非常精巧。现在的考古发掘也从未发现过唐宋朝的弩机，可见宋朝弩是重新“复兴”了中国弩。至于宋朝对神臂弓、克敌弓等弩的褒奖与爱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那时候的人们“少见多怪”。从今天的考证和数据对比来看，他们用的弩性能上并不比汉弩优异多少。当然，宋、明两朝中国弩的“中兴”，还是随着火器的发展和满清的入主中原而最终归于湮灭。
　　
　　开元弓，明朝边防军队的标准装备，《武备志》中称赞它“其制强大耐久，九边将士多用之，最称利器”。如果仔细研读史料记载与考古发掘就会发现，这种弓与同时流行于明朝的其他弓不同，它的形制在历代中原王朝中是见不到的，在唐弓、宋弓的编制中都没有这种弓体粗大、弓�末端上翘如钩的复合弓。实际上它并不是中原血统，而是继承自蒙元，周纬先生的《中国兵器史稿》中记载蒙古骑兵有一种“卡蛮(Kaman)”大弓，很可能就是开元弓的原型。西方人对蒙古骑兵的记录中，也提到了一种有别于普通轻便弓的“沉重而又坚固”的大弓，是最为可怕的武器。与宋朝兵器的极尽精巧、工艺华丽不同，蒙古族的武器更加粗犷质朴，但是有效实用、威力惊人。在明代，开元弓不仅深受边防官兵所喜爱，而且有可能是皇室御制武器的借鉴样式，现在从各幅古卷中见到的明皇出巡图中所配的就是这种弓。可惜这种有效的武器在清朝没能流传下来，清朝的弓实际上只有一种样式，就是今天所说的清弓。开元弓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见了，只能寄希望干将来的发掘和恢复工作了。
　　既然讲到了历史上的一些有名的弓弩，这里不妨顺便对古代的弓弩生产制造做一点介绍。中国复合弓的生产工艺在上千年的历史中虽有各种演变，但是基本的流程没有脱于《考工记》中所载的规范。如果以更为广阔的观点来看，正是上千年里相对稳定的技术流传，才影响了周围众多的民族和国家，反过来也不断吸收外族的弓箭的合理之处进行改进，共同促进了东亚、中亚复合弓的经久不衰。
　　以传统工艺做一张复合弓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多的工序，古人有“年弓月箭”之说，而按《考工记》的记载，一张标准的复合弓需要在前后三年的不同季节中进行不同的工序才能达到完美性能。做一张好弓，耗费时间、人力更是不可胜数。宋景公命工匠制弓，工匠殚精竭虑，弓成身亡。据聚元号师傅介绍，传统复合弓有一道慢工是撕牛筋，“好汉子一天撕不了四两筋”，另一道纯靠人力磨牛角的工序也是重活，能让工匠“累得吐了血”。
　　传统的生产工艺是难以提高的，而弓弩箭矢的需求置却绝对不小。弓弩是竹木制的，就算藏在武库中并不使用，时间久了弓体也会有损伤。如果发生战斗，弓弩的损坏和报废更是不可计数。例如，北宋时与西夏进行战争，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弓弩已经损耗极多，朝廷一次就调拨给(鹿阝)延路弓两万余张、弩两万余张。相比干弓和弩的战损，箭支的消耗更为惊人，根据考古发掘，商代每名士兵携带10支箭，西周是20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是50支，战国晚期到秦汉是80到100支。兵马俑出土弩机220余件，箭镞却达4～5万。在宋辽、宋金的战争中，宋军需要仰仗弓弩对抗北方骑兵，每年的箭矢需求量都以数百万计。
　　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量，而传统工艺的生产效率却相对低下，生产耗时耗力。面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此时再去单独计算一张弓的生产时间就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国家而言，只有大量订货、分批投产、按工序分派、采用标准化工艺、如流水线般生产连续不断，才能有较高的总体生产效率，这样平均下来的出产速度才能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例如宋代的记录是平均七个人用九天可以做八张弓，三人两天作150支箭。从秦朝一直延续到宋朝的这种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理念，在世界上一直都是领先的，成效非常显著。在宋朝，仅四川一省的作院就在满足作战需求之外，能够充实当地武库“弓弩多至数十万，箭数百万枝”，这种生产能力是任何游牧民族所不能企及的。作为对比，有一个数据是全英国在1359年共生产了85万支箭、两万张弓和5万条弓弦，而这些放在宋朝尚不及一些省／路一个月的产量，何况中国复合弓工艺远比英式单木长弓复杂，宋朝弓弩生产力之发达可见一斑。
　　最后再提一点，现在国际上复合弓的工艺保存较好的有韩国弓、匈牙利弓、蒙古弓和土耳其弓等几种，除匈牙利弓难以确认之外，可以相信韩国弓和蒙古弓都曾与中国元、明、清几朝的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土耳其弓或许可以从突厥人那里与大唐扯上关系，但是时代过于久远不敢妄下结论。最为遗憾的是，现在中国国内传统弓工艺保护得并不令人满意，仅有的几位匠人也大体上不脱清弓的样式，明、清之前弓弩的制造工艺已湮没于历史烟海之中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