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和托物言志的区别【托物言志与象征之比较】

　　摘 要：象征与托物言志常常被人们混为一谈。其实二者之间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本文从作者的心理动机，写作重点，表达抽象含义的明朗性、丰富性，适用范围，二者之间的关系六个方面分析了象征与托物言志的不同。
　　关键词：象征 托物言志 比较
　　在阅读中我经常碰到这样的说法：艾青的诗篇《礁石》“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方法，又运用了象征的写作手法”；阅读舒婷的《致橡树》，“首先要了解作品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甚至“周敦颐的《爱莲说》、茅盾的《白杨礼赞》、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袁鹰的《井冈翠竹》，这些文章描写的对象不同，语言的风格各异，有白话，有文言，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作者都不是单纯地赞美莲花、白杨、松树、翠竹，而是借这些物来赞颂某些美德以及具备这些美德的人。这种写作手法，通常称为‘象征的手法’”。
　　我个人觉得，这些说法不够全面，甚至有混淆概念的错误。艾青的《礁石》中固然“运用了象征的写作手法”，但它更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舒婷的《致橡树》确实有“象征的艺术表现手法”，但它首先是一首托物言志的作品；特别是“不是单纯地赞美莲花、白杨、松树、翠竹，而是借这些物来赞颂某些美德以及具备这些美德的人”的写作手法，不是“象征”，而是“托物言志”。
　　托物言志，是指通过描写客观事物，寄托、传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感情、抱负和志趣等的一种写作手法。如杨朔的《荔枝蜜》，作者借物喻人，通过赞颂小蜜蜂“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从而在所描写的对象小蜜蜂身上熔铸了对劳动人民浓烈的赞美。又如于谦的《石灰吟》，诗人借物咏怀，从石头开采写到烧成石灰的过程及结果，以此将自己不畏艰难困苦的坚贞情操和清正磊落的高洁思想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还有我们熟悉的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茅盾的《白杨礼赞》、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袁鹰的《井冈翠竹》、林希的《石缝间的生命》等，都是托物言志的代表性作品。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将所描写之物人格化，使得这个“物”不再是原来简单的物，而成为他表达思想感情的外壳，象征着某类人物、某种精神。因此有的人常常难以区分象征与托物言志，还有人甚至认为二者是等同的。
　　作为一种写作手法，象征是通过特定的容易引起联想的具体形象，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或相关特点的概念、思想和感情的艺术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借助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认识，这都是象征和托物言志的共同特征。尽管他们的表达形式是这样相似，但是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作者运用这两种方法的心理动机不同
　　象征的作者一般不便或不愿明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态度全在不言中”。这种“不便”往往与写作的社会背景有关。鲁迅的《野草》、巴金的《灯》，屠格涅夫的《门槛》、高尔基的《海燕》，这些采用象征手法的名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文章的内容都是歌颂那些反抗当局统治的革命者或革命力量，是为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为了躲避当局的迫害，只能采用象征的手法，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这样才能够躲过当局的检查，发表出来。另外，这种“不愿”多与个人的美学风格有关。高尔基说：“主题越隐蔽越好。”所以他喜欢采用象征的手法。其实象征的写作手法是舶来品，是从外国引进的。我国尝试象征手法的鼻祖应该是鲁迅了；他早年受俄国文学家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影响很深，这两个人采用象征的手法写了不少著名作品。屠格涅夫最为我们熟悉的象征作品是《门槛》，契诃夫著名的象征作品是《第六病室》和《装在套子里的人》。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受契诃夫的影响，采用的就是象征手法：表面看似乎是写一个“狂人”的所见所感，而实际上狂人眼中的世界就是中国几千年人吃人的社会的象征——多么深刻！
　　托物言志和“借景抒情”是一个道理，它是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物化”，是一种特有的抒情言志的手法。它是我国的“土特产”，它的鼻祖是《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后来屈原运用比兴手法，在作品借花草、美人、宝玉、佳木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就这样形成了。自屈原以后，“托物言志”与“借景抒情”成为我国诗歌散文创作的传统。为什么我们对“托物言志”与“借景抒情”情有独衷呢？清代李渔对此总结为：“文贵曲忌直”。这里的“曲”就是委婉，是“托物言志”与“借景抒情”所追求的效果。表达思想感情不要直说，最好借物借景巧妙委婉地表达。看看我国古代文学史，凡是文人的创作一般都是采用“曲笔”，而民歌民谣却有大量直抒胸臆的佳作。比如著名的《上邪》。
　　以上是象征与“托物言志”的第一个不同。简言之：象征是不便或不愿直说，托物言志是故意不直说。
　　二、象征表达的“义”比较隐蔽，而托物言志所言之“志”往往比较明朗
　　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象征是由象征物与象征义两个方面组成的。作者展示给读者的内容就是象征物。它或者是物，或者是景，或者是生活现象，具有具体的、浅显的的特征。作者写作的真正用意就是象征义，是作者的某种思想、意识、观念等，是作者不便或不愿明说的，具有抽象、复杂而深刻的特征；它被隐藏在象征物的背后，作者要保持顽强的沉默，感悟它要靠读者自己。读象征文章，读者往往会感觉大有深意；因为作者的沉默不语，读者要一切全靠自己来感悟，而且越悟越让人觉得趣味盎然。
　　而托物言志中的“志”，作者一般会通过各种方式明示给读者，或者开门见山式：《白杨礼赞》开篇第一句就是：“白杨树是不平凡的树，我高声赞美白杨树！”或者卒章显志式：《白杨礼赞》最后作者又以反问的形式说：“难道你仅仅认为它是树，你难道没有想到它象征我们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我们今天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团结、向上的精神？”杨朔的散文基本上都是在结尾处点明主题。如《荔枝蜜》结尾：“我不由地赞叹到：多可爱的小东西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
　　不管采用哪种方法显“志”，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作者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在对物的描写的基础上自然地引发出“志”。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好比跟着作者走路，到底去哪里，读者不知道，但作者知道。走着走着，读者心中渐渐也明亮一些了，而后，终于，作者告诉读者：“我们到了。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读托物言志的文章，读者最终会有“原来如此”、“不过如此”的感觉。因为最终看到了作者所言之志，我们能够惊叹的只有作者的表达技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