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易卜生 易卜生的文学创作与挪威文学现代性

　　【摘要】十九世纪挪威文学的繁荣，与挪威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的进程互促互动，是以亨利克·易卜生为代表的作家颇富民族独立自由意识的创作活动之结果。易卜生的文学创作诞生在挪威民族解放时代，是挪威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艺术写照，是民族精神的现代阐释和民间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在挪威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易卜生的文学创作经历、创作实绩与十九世纪中后期挪威社会紧密互动，他和他的创作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易卜生，挪威文学，民族解放，现代性，互促互动
　　现代性问题是近几十年来东西方学术界探讨的重要理论课题，主要涉及文学现代主义和文化现代性两个方面。所谓现代性，“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界限的世界性现象，它既可在最宽泛的艺术层面上被视为一种文学艺术精神，同时也可在最广义的文化和知识的层面上被定义为一种文化启蒙大计”。“当后现代主义大潮在西方衰落之后,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清理，这时易卜生便被当作文学领域里的现代性先驱者之一重新受到观照。”易卜生及其文学创作对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探讨其在挪威文学现代性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与十九世纪中后期挪威社会现代性进程紧密互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易卜生的文学创作诞生在挪威民族解放时代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文学创作诞生在挪威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这位北欧文化巨人走过了从民族抒情诗人到“现代戏剧之父”的光辉道路，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紧紧伴随着挪威社会现代性进程，是挪威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艺术写照。
　　自1450年挪威被迫与丹麦签定同盟条约以来，挪威地区一直受丹麦统治，挪威的文学、艺术甚至生活方式都表现出丹麦有时也有德国的明显影响。19世纪的挪威依然处在丹麦、随后处在瑞典的统治之下居于藩篱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之下，地处北欧的挪威不断掀起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1814年，挪威刚刚摆脱丹麦奴役之后，在俄国的力主之下，又被迫与瑞典组成两国共主的联盟，由瑞典国王统治。经过挪威人民的坚决斗争，迫使瑞典承认挪威议会制订的《埃德兹伏尔宪法》作为挪威国家的根本大法。在亨利克.韦格朗（1808-1845）的号召下，挪威人民把1814年5月17日通过宪法的日子选为挪威国庆日。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挪威全国庆祝埃德兹伏尔宪法日，5月17日成为民族团结和独立的象征。瑞典国王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挪威可以拥有自己的国庆节和国歌。19世纪中叶，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席卷全洲。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开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纪元。法国二月革命、柏林起义、巴黎六月起义鼓舞了那些遭受民族压迫的欧洲国家，东欧、南欧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民族复兴意识高涨。在整个19世纪直到1905年取得国家完全独立，挪威都面临着三大问题，并且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而进行斗争：一是在瑞挪联盟中尽力向瑞典争取更大程度的独立自主；二是努力摆脱丹麦遗留的巨大文化影响；三是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和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
　　挪威文学就是在挪威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运动中蓬勃发展起来的。19世纪的上半叶，北欧文学包括挪威文学在内以浪漫主义为主潮，一批出身于农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浪漫派作家掀起建立挪威民族文学的运动。在丹麦和瑞典的浪漫主义文学黄金年代，书面语原本使用丹麦语的挪威于1816年出现了第一次采用乡土语言来写诗的诗集，1824年出现了用乡土语言创作的民族音乐剧。亨利克·韦格朗、伊凡.奥森（1813-1896）和卡米拉.科莱特（1813-1895）为挪威的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韦格朗是第一个提出改革挪威语言的作家，为挪威的政治独立和文化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对易卜生、比昂松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1849年，在自由主义和民族复兴精神的鼓舞之下，由青年诗人和画家发起的挪威艺术家协会在首都克里斯替阿尼遏（现名奥斯陆）成立。他们提出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行动纲领：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展示挪威农村的自然美景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诗人彼得.克里斯滕.阿斯比恩逊（1812-1885）和尤根.莫主教（1813-1882）致力于收集整理民间歌谣、传说和童话故事，出版了《挪威民间故事集》（1841）等多卷集著作。这些民族主义先驱者、诗人和艺术家用实际行动推动挪威民族文化的发展，率先将乡土语言———挪威西部海岸一带的土语使用到民间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创作之中，使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的乡音俚语登上文学创作的大雅之堂，作品中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激情。
　　“挪威最近20年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这是1890年恩格斯论及挪威文学繁荣原因时提出的重要观点。19世纪挪威文学的繁荣，既是挪威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艺术呈现，又与挪威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的进程互促互动，更是以亨利克.易卜生、比昂斯藤·比昂逊（1832-1910）为代表的挪威文学大师创作活动之结果。
　　二、易卜生的创作经历与挪威文学现代性进程互促互动
　　勃兰兑斯认为，易卜生的文学创作及哲理思想都是特定的时代“发芽生长出来的”。易卜生生活在挪威民族情绪高涨和国家独立运动深入开展的时代，他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关照挪威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与十九世纪中后期挪威文学的繁荣有着紧密的互动作用，在挪威文学现代性进程中，他和他的文学创作无疑起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1850年3月，易卜生来到首都准备投考克里斯替阿尼遏大学，当时这里是提倡挪威民族文化、民族文学运动的中心。在这前后，他根据台里玛克州的英雄传说故事创作了独幕诗剧《诺尔曼人》和诗歌《磨坊主之子》。他与比昂逊以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先行者一道身体力行，不再用丹麦语而改用挪威民族语言写作，为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挪威现代文学贡献力量。提倡用挪威语写作和主张用挪威本土题材充实挪威戏剧舞台，是那时挪威弘扬民族文化、鼓舞民族精神的当务之急。易卜生把《诺尔曼人》改写为独幕诗剧《武士冢》（或译为《勇士坟》、《勇士之 墓》），将剧本送到克里斯替阿尼遏剧院以供排练演出。这个剧院的创办宗旨就是提倡挪威民族文化，上演挪威作家用本民族语言写作的剧本，以便与丹麦戏剧相抗衡。1850年9月和10月，《武士冢》演出三次，博得观众的热烈欢迎。看到自己运用挪威语言、反映挪威人的生活、传播挪威文化的戏剧第一次上演，易卜生无比激动。1851年，易卜生担任卑尔根剧院的编剧和舞台监督。1854年，《武士冢》的改写本出版，接下来在卑尔根剧院的演出也拥有大量的观众。作为青年诗人和戏剧家，易卜生和另一位挪威民族文化倡导者比昂逊深受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们的崇敬和喜爱，首都文学艺术界把他们视为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青年典型。
　　1862年，易卜生向克里斯替阿尼遏大学申请一笔研究经费，到全国各地搜集民歌民谣和传说故事。他北上到各州去采风，与当地群众广泛接触，积累创作素材，扩大了眼界。返回首都后，易卜生花费一年时间创作了史诗《布朗德》，后在意大利罗马的四年旅居生活期间，将《布朗德》改写成同名的五幕诗剧，于1866年出版。剧本的思想内容丰富深刻，易卜生的名字响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挪威和瑞典）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俄国）的文化界。《布朗德》和《培尔.金特》（1867）两部诗剧标志着易卜生早期创作的高峰，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戏剧家，几乎获得了全欧洲的声誉。易卜生坚信，学习民间文学尤其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可以丰富作家的书面文学创作，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他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努力突破传统而使作品现实化。易卜生用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践行了自己的创作主张，并且在学习北欧民间文学和欧洲古典文学传统的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易卜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紧紧伴随着挪威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他的诗歌和戏剧创作深深地打上时代烙印，艺术地再现了挪威文学现代性这一历史进程。“易卜生于现代性的意义同时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文化上和知识上的现代性和戏剧艺术革新上的先锋意识。先锋意识和超前性主要表现在他的创作思想的激进而为同时代的批评家所不容,甚至与批评界有着尖锐的冲突。”
　　三、易卜生的创作实绩对挪威文学现代性的呈现
　　易卜生文学创作的题材主要来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古老的民间文学传统，内容丰富多彩，既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他把诗歌和剧本当作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的实录，当作自己思想发展的一个片段。“易卜生的诗与剧，就是挪威历史发展的艺术写照，其中诗人易卜生形象就是‘人们’、‘他们’的代表。”从思想内容上来看，易卜生的文学创作既是挪威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艺术写照，也是挪威民间文学以及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化，具有突出的时代精神和永恒的哲理意蕴。
　　一方面，易卜生的文学创作是挪威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艺术写照，反映了挪威乃至北欧地区的历史发展趋势，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突出的时代精神。1848年，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进一步激发了挪威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政治热情的高涨。易卜生的戏剧和诗歌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艺术地观照了这一历史进程。
　　1875年，易卜生在《凯蒂琳》第二版的“作者序”中指出，他的早期诗歌和剧作产生于极不安定的时代。1848年2月法国巴黎人民起义、1848年3月匈牙利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奥地利统治的斗争、丹麦与普鲁士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等等当时的重大事件，都对易卜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刚刚走上文坛的青年诗人“总抑制不住自己热情充沛奔放的诗兴”，写下了许多响亮的诗歌，如鼓舞马扎尔人（匈牙利主要民族）反抗暴君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诗歌《给马扎尔人》。随着阅历的增长和眼界的扩大，易卜生在浪漫激情中进一步增强民族解放意识和战斗精神，许多历史事件艺术地回响在易卜生的创作中。特别是在1869-1883年的创作中期，易卜生对欧洲传统戏剧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把戏剧当作表现社会生活、讨论社会问题的手段，对社会制度及伦理道德进行揭露和批判。最能体现易卜生影响力的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虽然都没有提出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案，但正如鲁迅所说它们却成为了“伟大的问号”。归纳起来说，易卜生热烈地追求真善美、猛烈地批判假恶丑，他的文学创作是民族意识、爱国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相互结合。
　　另一方面，易卜生的文学创作也是挪威民族精神的现代阐释和民间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具有永恒的哲理意蕴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说，易卜生的“诗中剧”（即诗歌）和“剧中诗”（主要指诗剧）突出地表现了挪威民族传统———“海盗精神”。北欧居民是剽悍的海洋民族，正如北欧英雄史诗中所说：“大海是他们的后院，战船便是他们的长靴”。在公元8至11世纪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他们横行于波罗的海和大西洋海面上，以北欧海盗著称于世。“海盗精神”正是北欧人民在与自然作斗争、与其他民族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传统。
　　但是，“在任何语言里,抢劫就是抢劫,而西欧遍地都有。爱尔兰、英格兰、法兰西成了海盗们的墨西哥”。实事求是地说，海盗活动既是一种暴力抢劫和武力殖民活动，又包括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移民拓殖等和平的一面。“一方面,挪威海盗具有侵略性和残酷性；另一方面,他们的活动又表现了骁勇善战的威力和奋发图强的民族进取精神”。易卜生把这种民族精神进行了转化和升华，突出其开拓进取、顽强抗争和追求自由、荣誉等方面，淡化甚至忽略其暴力血腥、抢劫杀戮的一面。在易卜生的“诗中剧”中，主要把海盗生活及其体现的民族精神作为时代背景和文化底蕴来虚写。但在少数诗歌如长诗《泰尔耶.维根》（1860）和《在高原》（1859-1860）中，易卜生着重描绘了海盗精神中顽强抗争、追求荣誉和自由的一面。在作家的“剧中诗”中更多地表现了海盗精神中占主导性的一个方面———开拓进取、冒险探索的精神，如《武士冢》（1854）、《海尔格伦的海盗》（1857）具体描绘了北欧海盗的独特生活。易卜生对无原则的杀戮和残酷报复进行反思，强调化解旧仇宿怨，团结起来共建幸福花园。作家将古老的民族传统进行了现代化转化，注入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激情，鼓舞人民投入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火热斗争中去。
　　总之，“19世纪挪威文学的繁荣不仅建基于挪威作家颇富民族独立自由意识的创作活动，而且和北欧文化‘与时俱进’的发展有‘血缘关系’。”伟大的变革时代孕育出了挪威文化巨人，易卜生以文学活动的方式投身于挪威文学现代性进程之中，并且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再现挪威社会历史巨变，文学的繁荣与社会的发展互促互动，水乳交融。易卜生无愧于世界戏剧史上的“罗马”和“伟大的问号”、“现代戏剧之父”的荣誉称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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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08年立项课题“易卜生与挪威文学现代性研究”（批准号：08C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