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花一直显示放款中【中国在前进中显示活力】

　　邓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的政治生活将发生深远影响。本刊邀请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学习体会。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将庄严推进。历史将证明——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命运
　　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政治体制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指导。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被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中那富于创新和批判的精神本质被凝固化为若干结论性的理论教条。由此造成两方面的失误，一方面，长期的教条主义的宣传，使得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同，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被教条主义者解释的那样。另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产生自由化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教条主义者解释的那样，也没有过时，我们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搞改革，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毫无疑义。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完整、准确、科学、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打破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垄断企图，便成为今天的改革者和理论工作者的重大责任。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什么关系？这个基本理论不解决，许多问题就产生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些作法明明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许多改革者在实际工作中明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有一种离经叛道的“原罪感”，好象自己的所作所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改革者必须卸掉这一沉重的负担。改革、开放非但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化了的人类成人类社会。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学的社会化，即每个劳动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另一方面是民主的社会化，即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但他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而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还不够社会化，不够真实，不够普遍，劳动人民还不能凭着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的生产资料和参政权利。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从理论上说，它应该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是在实践中实现、丰富、发展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社会化的学说。我们的改革者要勇于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中解放出来，变为指导自己行为的旗帜，政治体制改革的命运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是息息相通、血肉相联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生存能力
　　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邓小平同志“8.18”讲话的核心思想。理解这一思想，首先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多年来我们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能力和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两个概念，从1949年建国到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近40年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它自身具有非常坚韧的生存能力。无论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政治包围、经济封锁，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动乱，都未能动摇或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的根基。我们的社会主义历尽劫难而不毁。但是，生存能力并不能代表优越性。生存能力是就社会主义自身而言的，而优越性则要在同其他制度的比较中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确实还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即我们还没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无论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水平看，还是从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看，我们都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们不能沾沾自喜。邓小平同志最近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造成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与我们这个脱胎于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建立起来的现行政治体制有关。这个体制的组织结构和功能比较适应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等特殊环境，在那种环境下，它使社会主义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但它不适应和平时期经济建设长期、稳定、持续的发展，和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这种不适应日益突出和尖锐。因此，我们才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要求完善、增加我们制度中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机制，淘汰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将潜在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变为现实。
　　关于反封建主义与反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残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重包袱，也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长期缺乏现代化社会的民主、平等传统。封建主义的东西以各种形式反映在今天的社会里。在文化方面，表现为专制主义，压制批评，排斥异己；在经济方面，表现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狭隘保守的思想，不求进取，回避竞争；在政治方面，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家长作风，领导终身制。“文化革命”的发生，固然是毛泽东个人错误地估计了政治形势，但一个人的错误便导致整个民族的悲剧，不能不说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的毛病，所有这些弊病都同封建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在肃清封建主义残余上，必须下力气。
　　在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赶上、超过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所以，绝不允许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侵害我们的政治肌体。
　　但是，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并不意味拒绝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代化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先进的东西。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简单地同资本主义对着干。时时处处划清界限。因此，在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同时，要注意区分以下两点，一是一切与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与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相联系的现象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一些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技术、先进科学、先进管理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专有物，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社会主义完全有可能也应该接受过来。这一点已为大家普遍接受。二是一切与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与现代化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相联系的问题也不能看作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如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我们都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表面上的某种无序化，我们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腐败现象。实际上这两类问题都是同社会化生产和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都要遇到的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无法解释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类似的问题。
　　关于民主：从“天赋人权”到政治参与
　　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将“民主”理解为“主权在民”，当进，步追问“主权在民”的根据时，他们的回答是“天赋人权”。这种“天赋人权”的假说在资产阶级启蒙时代可以支持一种有生命的哲学，但却不能支持一种科学，也不能支持我们今天的改革实践。科学定义的民主是“政治参与”。从政治参与这个角度研究民主，便可能对民主作出准确的研究，为它设立可观察的指标，建立一套科学的体系，如参与的对象、方式、程度、结果……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应当具备两个功能，一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功能，一是满足社会成员参加政治生活愿望的功能。建国30多年来，我们的这两个功能都没有发挥好。频频出现了“反右”“***”“*****”等错误的决策，对国家经济生活长期实行行政管理，造成了国家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同时，人民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享受到的民主权利却不多，“文化革命”期间，更是被彻底剥夺了。人民参与政治生活过程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而现实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些他们不能容忍的腐败现象，由此便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更好地发挥国家的这两个功能，使我们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更科学，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更有效；同时，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利，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就是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长远目标则是建立起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
　　（本刊记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