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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国际报道的话语权_我国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

发布时间:2019-04-24 04:07:32 影响了:

  这几年来中国读者对于国际报道的胃口被“吊”得相当高。一方面是随着国家自信力的提升,中国读者有了更多“晓天下事”的欲望;另一方面,中外交流稠密,涉及更多中国人在国外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中国读者已不满足于“表态式”国际报道,也不满足于国外“二转”回国内的信息。
  而对于一些国外读者而言,对中国媒体的国际报道有时会戴“有色眼镜”,认为不够独立、不够专业。这个行当,西方媒体已经营上百年,有一种承袭的优越感,不大看得起后起的中国媒体。
  中国媒体怎么样才能用一种创新的姿态、方法和手段提升国际报道的传播能力?这几年来,《南方周末》的国际报道团队遵守中国立场,遵循国际报道传播规律,做了一些探索。
  有价值,才有传播
  2011年9月开始,《南方周末》记者秦轩和麦圈在利比亚和埃及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深度采访,那里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
  在利比亚中部沙漠班尼沃利德战区,炮弹就落在记者200米开外的地方;他们穿越战线时,弹片就打在车旁。作为一张报纸,如果想对此夸张渲染很容易,打上类似“炮弹,离我们200米”“《南方周末》记者差点死于战火”题目,就足够吸引人了。
  但《南方周末》记者没有满足于这些内容,他们深入到利比亚的各个阶层采访,试图向读者解释:为什么在一个街头没乞丐、相对富裕的国家,民众会去推翻他们曾经如此拥戴的领袖?经过深入采访,《南方周末》记者逐渐接近了真相,报道勾勒出利比亚25岁以下国民的形象,描绘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忧所望。正是这些年轻人,在卡扎菲所谓“后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已不满意统治了42年的“领袖”的暴戾和懒惰,他们渴望一种更现代的社会管理模式。后来《南方周末》这篇报道的标题,就叫《赶走卡扎菲的年轻人》,这篇深度报道刊发后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赞誉。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国际的舆论场里,比拼的不是谁的声音大,谁的声音偏激,关键在于是否提供了足够“有价值”的信息。这个“有价值”指向独家,指向重要,指向事件发生的真实逻辑。有些媒体“到此一游”式报道看起来热闹,但传播效果不佳,没谁会因为你派了记者就惊呼一声。关键看你这家媒体有无挖掘到有核心价值的新闻。
  这里的新闻价值,就是国际传播力,就是国际话语权。中国媒体只要拿到独家材料,挖掘出接近真相的事件逻辑,西方的媒体就只好引用你的,或者按你开启的这个思路继续走。长期积累下来,中国媒体就有公信力,就有传播力。
  有理智,才有尊重
  有关日本的报道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领域,因为这里纠缠着太多民族和历史恩怨。2007年初,中日关系进入低潮。日本一些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国内出现了抵制日货甚至有的地方打砸日本汽车和企业的非理性行为。
  在这个时刻,有人拿着大量现金来报社要刊登反日标语;也有人建议编辑部,你们要扩大发行量,只需在头版登一个“中日之战无法避免”的言论。但《南方周末》编辑部在这个关头是冷静和清醒的——中日之间的国家利益和历史恩怨,是无法用战争或打砸漫骂来解决的。煽动民族情绪看起来受欢迎,但最终损害的是中日民众的根本利益。
  最终《南方周末》编辑部确定了报道方案,用“换位思考”来协调彼此立场,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个真正的日本——日本民众和挑动是非的日本右翼和政客们并不是一个整体。2007年4月11日,《南方周末》刊发记者郭力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换个角度看日本》。记者观察到对政治淡漠的普通日本民众,观察到失去历史观的年轻一代,观察到日本右翼的强横和孤单,观察到日本政客的投机和失败。
  应该说,在那个时间点,发这么一篇报道有被误解的风险。好在反响很热烈,读者读过报道后,才知道日本的哪些群体是中国人应该坚决反对的,而无辜的日本民众和企业本不该是火力所向。这篇报道的刊发和传播为当时平息国内对日过激情绪,起到了一定作用。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民族情绪趋向失控的时候,媒体的作用应该是适时舒缓极端情绪,提供更为全面、理性的声音,促进沟通与了解。温家宝总理在一次出访西亚时说,各国与国之间,由于误解产生的战争,远远多于由于利益而发生的战争。而化解误解和仇恨正是一个媒体应尽的义务。
  理智,是一个媒体获得尊重和公信力的基础。在国际报道中,迎合狂热的民族情绪,的确可以获得一时的追捧,但长期来看,并不能建立真正的话语权。因为人心如镜,从长期看,群众还是理智的,他们信赖一个能讲道理的媒体,需要一个能独立思考的媒体。
  有预判,才有独家
  2011年8月5日,《南方周末》刊发了独家采访《印尼与中国在南海无争端》,受访者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诺,陪同采访的是该国大部分的部长。
  这篇报道的背景,即是2011年7月的“南海风波”刚发生不久。中国和南海周边诸国的关系处于最微妙的时刻。《南方周末》编辑部预估到,这个时候如能采访到印尼总统苏西诺,必是绝好时机。第一,作为东盟奠基人和东盟2011年的轮值主席国,印尼如何看待日益复杂的中国南海局势,此时很关键。第二,印尼是南海周边少数几个与中国无利益纠纷的国家之一。
  凑巧的是,《南方周末》记者夏英和苏西诺总统的儿子居然是同学——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同学。经过牵线,夏英终于在巴厘岛上采访了苏西诺总统。现场的庄严,让夏英吓一跳:总统身后,是好几排正襟危坐的部长和将军们,他们随时准备回答《南方周末》记者的问题。
  苏西诺总统把整个印尼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思路全盘托出,而最关键的是第一时间向中国表达一个意愿——印尼对中国南海无要求,将对中国解决南海争端发挥积极作用。该报道刊发后,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可以想见,这个报道对于中国当时外交策略的参考意义。南海风波延续至今,愈演愈烈。现在回头看,更凸显彼时对印尼总统访谈的价值所在。
  对国际情势的预判,往往是获取独家报道的捷径。《南方周末》是全球第一个报道中国将从俄罗斯收回黑瞎子岛的媒体,也是全球第一个报道美国康菲公司渤海漏油事件的媒体。而这些独家报道的完成,并非偶然。预判,首先是在于平时的专业积累。比如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南方周末》早在2000年就已开始连续性报道,此后,编辑部一直关注南海周边国家的举动。有了这个积累,加上记者夏英的优异表现,一个独家报道就诞生了。
  总之,这是一个日益复杂的国际态势:国情之迥异、利益之矛盾、转型之复杂、民意之多变……非有对国际报道规律的深切理解,不能深刻认识。所以,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中国媒体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必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作者是《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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