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曲家 作曲家黄歌：一个延安小八路的文艺生涯

　　作曲家黄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政文工团歌剧团团长，后任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他心里永远的圣地，是远隔万水千山的延安——杨家岭那座历经时代风雨的中央办公厅办公楼，70年前，在这里曾召开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那一年黄歌刚满17岁，却已经是有着四年军龄的八路军“老兵”。他和他的伙伴是延安最年轻的“红小鬼”，也是八路军中最年轻的文艺战士。
　　火热的生活：陕西泾阳县安吴堡青训班的儿童连
　　1938年，年仅13岁的小黄歌徒步从安徽走到汉口，见到了周恩来，要求参加打鬼子的八路军。周恩来望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说，你们太小，不能留在苏北打游击。你们得北上，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给你们安排。1938年7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这批有点文化的小孩都参加了“孩子抗战剧团”，穿上了八路军军装。
　　这批能歌善舞的小孩，以满腔的抗战热情为驻临潼及陕北的中国军队演出，不仅为八路军，也为国民党部队演出，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时间长了就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非常忌恨孩子剧团的红色色彩。八路军办事处得到消息立刻接回了剧团，把他们送到陕西泾阳县安吴堡青训班去参加培训。
　　这是一所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团中央的前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战时青年干部学校，主任是当年中共中央青委会的冯文彬，受训的大多数是来自五湖四海自愿参加八路军的热血青年。有了一帮活泼孩子，青训班就多了一份对青少年的教育，八路军最早的抗战儿童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三个月后成立了西北青年战地文工团的儿童连，编制为青训班12连。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安吴堡青训班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了大量的青年干部和生力军，历史誉其为“青运史上的丰碑，抗日青年的熔炉”。
　　回顾那段火红的岁月，黄歌充满了怀念和自豪：“我们12连是艺术连，带领我们的是延安文化人金紫光、吴雪，北京话剧界有名的欧阳山尊，还有解放初担任武汉人艺院长的程云。1939年底西北青年战地文工团到了晋东南，1940年初，我们去了延安，到了中央文委领导下的唯一一个用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青干校’的儿童班，成为青年艺术剧院下属的儿童艺术剧院，这是党建立的第一个孩子学校。”说到儿童连的教育，黄歌说那时开出来的课程丝毫不比现代艺术院校的课程差：“我们接受中国语文、音乐、绘画、英语等教育，我们的老师都是张庚、吕骥这样的学者。不久，我们就能上台演出了。那时延安演的都是在国统区大剧院正规剧院演出的大戏。延安鲁迅艺术剧院演的是苏联话剧《列宁在1918》，青艺演的是苏联话剧《铁甲列车》，法国话剧《伪君子》，中国话剧《雷雨》、《上海屋檐下》。”当时，小八路军文艺战士们认为，努力学习，认真演好这些戏就是为抗战服务了。
　　有一次，刚从前线回来的贺老总来看他们的戏，演出完毕对小演员们亲切地说：“你们要下部队，多为前方战士写戏。”于是小战士们就有了一个概念：到前线去才会给战士们需要的服务。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这些正规的话剧为什么不是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节目?怎么样才能让边区群众喜欢我们的节目?
　　“为工农兵服务”、“深入工农兵”观念的真正建立始于1942年5月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工作者会议，毛泽东那次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繁花似锦的延安文艺界
　　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以后，文艺界的代表们从杨家岭带回了党中央的指示和号召，延安文艺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作家深入生活，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工农兵形象，表现了解放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贪大求洋的文艺作品逐渐转向民族化，群众化，乡土化，小型化和多样化；新的文学作品雨后春笋般出现，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孙犁的《荷花淀》等。这些作品代表了解放区文化创作的高水平，有的还在世界上获了奖。
　　黄歌亲眼见证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亲身经历了那如火如荼的热烈。作为青艺的小演员，他多么喜欢那个真实反映延安生活场景的舞台：叮叮当当地打铁，就把锄头造出来了，风箱呼呼地拉着，好像热气腾腾的生活扑面而来；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形象，战士们非常爱看，他们看戏的情绪非常热烈。《好同志，有错就改》、《兵夫团结》等反映部队真实贴近部队生活的小戏特别受欢迎，战士们说，你们给部队送来了最生动的政治工作材料。看戏就是受教育，受启发，部队的积极情绪被舞台生龙活虎的艺术调动起来了。
　　一个叫刘顺清的连长根据他在南泥湾开荒的生活体验写出了《开辟南泥湾》，轰动了整个延安部队。作品形象地表现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战根据地为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而开展的军民大生产运动，359旅的战士们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吃住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捡敌人的炮弹皮打制工具，提出“一把镢头一杆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从旅长王震到公务员全员起早贪黑开荒种地，终于获得了大丰收。部队创造了生产军事都过硬的奇迹，不但没有给贫困的边区人民造成负担，自己丰衣足食还交了1万石公粮。这个戏在部队演出后，不甘落后的驻延安各部队顿时掀起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中央决定将中央青委和中央军委联合，青艺并入联防军的文工团里，统称“联防军政治宣传队”，深入到部队和群众中演出。那时的演出条件很差，黄歌说，到“三边”(指陕甘宁边区的靖边、安边、定边——编者注)去演出，满脸风沙，冻得手指发硬，我们照样拉开一块幕布，上面写着“联政宣传队”，前面的那块平地就是舞台。老乡看戏可积极了，他们骑着驴带着干粮和狗，跑几十里山路来看戏，那山里还有狼。老乡围成马蹄形看戏看得津津有味。我们演工人——《工人赵占魁》是个边区有名的劳动模范；演农民——《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演军人，其中还有我自己创作的《刺杀歌》，唱出了战士英勇杀敌的气概。因为长期和老乡在一起，扮演的老乡很贴近生活。我们自己就是军人，和战士一样睡的是地铺，铺的是稻草，夜行军，紧急集合，射击，投弹样样都会，所以演战士也演得非常真实精彩。在空旷的场子上演，是真正的广场戏。雨天，我们就在老乡最大的房子里演出，观众挤得满满的，这才是风雨无阻呀!
　　谈到广场戏，黄歌说，这是在《讲话》之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对传统演出的重大改革，打破了剧场和舞台的局限，直接把文艺送到群众中，演员和观众最大程度地拉近了距离。广场歌舞剧因地制宜，能使最多的观众看到宣传表演。这种形式就是文艺服务大众的产物。1980年代后，中央电视台和各文艺团体的“心连心”到各省的演出，也是广场歌舞表演，是延安时期广场歌舞剧传统的一个延续。
　　黄歌还说，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服务群众，“在延安的生活教会了我很多生活知识和劳动知识，更教会了我们怎样去表现生活表现普通的人民，表现在与困难和敌人斗争的英雄战士。”当他所在的部队浩浩荡荡通过山海关进入东北的时候，他写下了激情洋溢的战地歌曲。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和《白毛女》的编剧丁毅一同入朝体验生活。1950年代他的爱人，上海歌剧团著名女中音歌唱家贾淑珍当时作为空政文工团的演员三次赴朝慰问演出，每天热情地给中朝部队和朝鲜老乡演出，把声带都唱坏了。“深入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意识从延安起就融入他们的血液，落实在行动中，使他们很容易找到创作的切入点和演出的目的。
　　黄歌担任空政文工团歌剧团团长时，曾创作演出过一个深受飞行员好评的歌剧《牡丹江畔》。歌剧表现了航校初创时期，陆军战士改行学飞行的艰苦奋斗。和《开辟南泥湾》所表达的精神一样，飞行学员腰里别着镰刀割校园里满地的荒草，一边学习一边建校。这个歌剧参加了全军汇演，受到普遍的欢迎。1970年代，黄歌担任了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团长，以演唱短小精悍具有战斗性的歌曲为特点，配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政治运动，为广播电视录音，教唱了1000余首歌曲，举行广播电视音乐会130场，参加了历届“上海之春”专场音乐会，还配合国内外政治活动，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多次到外省巡回演出。全团业务气氛浓，水平迅速提高，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黄歌所做的一切，与《讲话》提倡的精神和延安的文艺作风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