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27年蒋介石反叛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背叛革命_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摘　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视民族资产阶级为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之一。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带有与生俱来的两面性，时而支持革命，时而脱离革命。因此，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民族资产阶级是背叛了革命还是保留了其革命性是需要我们去认识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在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了革命阵营之中，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
　　[关键词]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背叛革命；原因
　　在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阶级矛盾发展到对抗阶段时，资产阶级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而与民族资产阶级却并非如此。在一定的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相同的斗争目标，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双方团结反帝反封建。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从事民主革命时的同盟军朋友。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背叛了革命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着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亦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叛变。叛变之说，似乎已成定论。近几年来，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谈，虽然减弱，但仍有小部分人坚持。第二种观点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附和蒋介石叛变革命。“附和与叛变”在性质上有一定区别，“叛变”具有主动性，“附和”具有被动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没有主动叛变也未附和叛变，仍留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阵营里，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在这三种观点中，笔者趋同于第三种观点。那么，为什么说1927年“4·12”蒋介石反叛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背叛革命呢？
　　一、蒋介石所代表的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不同，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产生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不同的构成部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一个是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因此，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其既受帝国主义压迫，又受封建主义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2]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革命和妥协两重性的阶级，是革命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朋友。可见，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敌友之间的界线也是非常清楚的。
　　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来源的不同，又可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上层一般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经济力量较雄厚，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之间的联系较多，具有亦官亦商、亦绅亦商的双重身份。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拥有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资金较少，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联系少、矛盾大。因此，这就使得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在政治上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不同的势力有着不同的革命性。左翼势力较多地表现为革命性，是革命的朋友；右翼势力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系较紧，具有成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中间势力摇摆于左、右之间，是革命争取的对象。正如毛泽东在1926年3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里所科学论述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3]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始终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把革命拉向右转，以适应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需要。国民党内的蒋介石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虽然他在国共合作初期，口中吐出一些漂亮的词句，但却是一个冒牌的左派，十足的右派。用当今时尚的话说，是假冒伪劣产品。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右派面目逐步暴露，并由资产阶级右翼转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1926年3月20日反对国共合作的“中山舰事件”、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反对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等等，就足以说明蒋介石的右派嘴脸。虽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全力与蒋介石斗争，但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12日屐了反革命政变，正式背叛了革命。
　　周恩来曾对大革命时的蒋介石作了科学的结论，他说：“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事件时他的立场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4]可见，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介石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因此，“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5]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人，慑于蒋介石的疯狂屠杀，一时不敢积极行动，对革命也表现出消极性，但不能就此视其为叛变。在当时反革命高压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就是共产党人也要由地上转入地下隐蔽斗争，一些意志不够坚定的党员也选择了离党、脱党甚至是叛党，怎能苛求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资产阶级呢？另外，还有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人物跟着蒋介石跑了，或者某个地方的商人组织发表什么声明，支持蒋介石反叛革命等等，这都是一些个人行为，并不足以表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只能说是一些右翼势力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分裂出去罢了。
　　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所谓国民政府，是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敌的，四个阶级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受压迫。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指出：“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及资产阶级（注：此指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6]可以说，在国民政府建立的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不仅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无法与外国在华企业竞争，而且南京政府为了维持巨额内战军费的需要，滥发公债、强行摊派，开征新税、提高税率，甚至采用高压、恐怖手段逼迫民族资本家认购公债、交纳税金，使民族资本企业的扩大再生产遇到很大的困难。例如，南京政府从1928年开征卷烟统税，三年间税率翻一番，民族卷烟厂家不堪其苦，纷纷倒闭，由1927年的182家减少到1931年的64家。这说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愈来愈缓慢，甚至还出现了急剧衰退的现象。种种情况表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矛盾的越来越激化、尖锐，其革命性也会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