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_走近辉煌
今年是享誉中外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60周年。北京人艺是一座没有“国”字头的国家级艺术殿堂，李默然将其称为“中国话剧的领头羊”。北京人艺之所以能享有这样的美誉是与几代“人艺人”的努力拼搏分不开的，是与几代人艺“铁杆儿观众”的支持分不开的，是与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历届北京市委领导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这些绝非官话，都有实实在在的实例为佐证，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市宝”的诞生与成长
解放前，国家没有专业话剧院，更谈不上有专供话剧演出的剧场。1952年6月12日，在周恩来总理和彭真老市长的具体指导下，正式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是周总理钦定的，而且是终身的。北京人艺刚建院时，条件相当艰苦，甭说固定的演出场所，就连像样儿的排练场也没有。那阵儿人艺排戏是在灯市东口的一座日本人留下来的两层旧楼里，窗户临街，排起戏来常常要受到“铛铛车”（有轨电车）的干扰，排着戏，只要“铛铛车”一响，导演就得叫“停”，否则导演就听不清演员的台词了。您能想象的到吗，人艺起家的四个小戏《夫妻之间》、《赵小兰》、《喜事》和《麦收之前》是在今天的大华电影院演出的。没有副台，化妆间就是锅炉房，条件难以想象。后来的演出地点是北京剧场，以前叫“真光”电影院，条件稍好些。现在叫中国儿童剧场。而北京人艺坐堂演出的那个堂——首都剧场，是1956年才建成的。建之前，那儿是一片破旧不堪的小平房。如今首都剧场已被载入“世界建筑史”，是世界知名的剧场之一。说起北京人艺的历史，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讲法，那便是一定要从“四巨头设计发展蓝图”的佳话谈起，我自然也不能破例。
所谓“四巨头设计发展蓝图”就是指在建院初期，剧院的四位奠基人——院长曹禺、副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以及秘书长赵起扬坐在一起所进行的为期一周的畅谈。他们所谈的大题目就是“如何办好北京人艺”。他们谈到了中国话剧发展史；谈到了中国话剧和外国话剧的现状；谈到了各种表演体系；谈到了中国戏曲；谈到了剧院人员的构成和人才的潜力……海阔天空，只要与剧院发展有关的话题无所不谈。最后，他们明确了北京人艺的办院方针，那就是“要把北京人艺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有民族特点和自己风格的话剧院。”应该说这个起点是相当高的。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奋斗目标，剧院开张之初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院人员倾巢出动，兵分四路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感受时代气息。在和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大家不但“滚了一身泥巴”，而且还交了许多知心朋友，同时排出了一组带着泥土芳香的小戏，这组小戏，就是开篇时提到的在大华电影院上演的那四出起家戏。这组小戏连续演出55场，场场爆满，轰动京华。从此，深入生活就成了北京人艺法定的“传家宝”。
接下来就是焦菊隐先生复排老舍的《龙须沟》（为何称“复排”？因为焦先生曾为“老人艺”排过此剧）。老舍先生的这个本子人物性格突出，语言生动，京味甚浓。焦先生在排这个戏的时候，要求全体演职人员统统到北京南城的龙须沟去实地体验生活，要求每个演员都要记深入生活笔记，写角色“自传”。他告诉演员“要想创造人物形象，必须先有心象”，要在检验角色内心感情的同时，注意观察人物的外在特点。他要求演员在舞台上创造出活生生的人。此外，焦先生对群众场面和舞美各部门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丝不苟，要有“一棵菜”精神，演出必须有整体感。
《龙须沟》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口皆碑。然而比《龙》剧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该剧的排练为北京人艺打下了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后来《龙》剧的经验发展成这样三句话：“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三句看似普通的话，在北京人艺人心中是有分量的，直到今天，它还是大家的追求。
沿着“四巨头”的思路，1954年，蓝天野等一批年轻人被派到中央戏剧学院接受来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故乡的苏联专家的训练和培养，系统地学习斯坦尼体系的真谛。与此同时，剧院又把苏联专家库里涅夫请进剧院讲学，并担任《布雷乔夫》一剧的艺术指导。这一举措，在统一创作方法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创作方法上不光有斯坦尼，还有布莱希特、还有梅兰芳。作为一个致力于创世界水平、创中国特色、创自己独特风格的剧院，还必须多方面地吸收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精华。因此许多戏曲界、曲艺界的名流，像荀慧生、赵荣琛、袭盛戎、良小楼、侯宝林、魏喜奎等都先后来剧院讲课，传授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同时，剧院还鼓励大家学习歌舞拳剑、琴棋书画，实现多才多艺，一专多能。今天响誉剧坛的于是之的书法，梅阡、蓝天野和郑榕的国画，朱旭的胡琴，朱琳、杨薇和狄辛的戏曲演唱等都是他们早年勤学苦练而成的。
边学习、边实践、边统一、边创新，这是剧院早期的成功之路。继焦先生的《龙须沟》之后，“四大导”中的另外三大导演，也陆续推出了各自的好作品，如欧阳山尊的《仙笛》和《日出》，梅阡的《骆驼祥子》，以及夏淳的《雷雨》和《风雪夜归人》。
1956年，首都剧场建成了，欧阳山尊导演的《日出》第一个被搬上了北京人艺自己的舞台，从此剧院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焦先生导演的《虎符》可称得上是北京人艺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因为《虎符》的排演是焦先生把我国民族戏曲的表现手法及其精神有意识地运用到话剧中的尝试，也是焦先生在探索话剧民族化上的一个新起点。在对《虎符》的处理上，他首先突破了话剧传统的镜框式舞台，突破了舞台时空的局限，第一次采用黑丝绒幕为整个舞台的背景，舞台上也只有几件极有代表性的道具。这样的探索在今天看来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要打破已经有了40多年历史的传统话剧写实的舞台，那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他还把戏曲的锣鼓经、京剧的“道白”及“水袖”运用到排练中，为此，他要求演员花大力气学习研究传统戏曲，要一招一式、一字一句地虚心向戏曲老师学习。他说：“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完美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经过半年多的探索、排练，《虎符》于1957年春节前夕在首都剧场首演，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