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概念策略与价值选择逻辑]健康的价值和维护健康的策略的概念

　　［摘 要］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中国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冲动或集体的自我意识幻觉。中国模式的讨论既需要世界视野，也须有本土情怀；既需要学术品格，也须有民间立场，只有在一个多元共生和共识的基础上，讨论的建设意义才能凸显。通过生成性的概念策略达成的概念共识，不仅使中国模式的建设性讨论成为可能，从而也将中国模式解释为一个公共论域的意义话题。遵循中国改革发展的进路，中国模式的价值共识必然是在国家与全体公民的双向互动选择间展开，换言之，中国模式的价值选择逻辑并不独是国家主体的意识形态设定，中国模式的价值共识必然是神圣性、政治性与世俗性有机融合。中国模式是现代中国的模式，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模式，更是全体中国人选择与认可的模式。
　　［关键词］中国模式；生成性概念；价值共识；选择逻辑
　　［中图分类号］Ｂ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１３－０３
　　一、“中国模式”的概念策略
　　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中国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冲动或集体的自我意识幻觉。中国模式之主体的确立实为中国特殊发展道路的形成及延伸的必然结果。当然，所谓中国模式之中国首先是现代之中国，亦是世界视阈中的中国，言说中国或中国模式已不可能脱离全球化的语境，当然更离不开１３亿之众的中国人来空洞地谈论中国或模式。
　　对待“中国模式”的提出，综观学界，大致可分为三种论调态度：一种是基本否定的态度，论者虽然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显然更会引起他们的认真思考，因此他们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已然存在或认为现在总结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此种态度的本质是对中国取得的既有成就的理性质疑；另一种是倡导鼓吹者，他们认为中国模式的适时提出正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总结概括，中国模式的提出实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结果；第三种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审慎怀疑者，一方面确实看到了中国所取得的既有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则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感到忧虑，对中国模式可能带来的固化思维及概念化后果表示出某种担心。
　　问题即在于，如果将“中国模式”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我们如何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来展开讨论？恰如上所分析的那样，这种共识通过对中国现实成就的评判显然已不太可能——不同历史主体与社会阶层对中国改革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性后果的评判明显不一致。因此，为使得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得以进行和建设性深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妥协的可行性办法。
　　本文无意就“中国模式”的概念本质做知识性的考古，更无意去做一个谱系学的严格溯源。这里我们不妨尝试将“中国模式”做一种概念化处理，也就是我们不在现实的层面去讨论中国现实成就的得失成败，而主要是展开一种概念运作，将“中国模式”当做一个生成性的概念，而不是当做一个本质性概念来看待。我们并不否认，作为阶段性历史经验的一种理论表征，本质定义式的“中国模式”概念既内涵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同时也预示着某种令人期待的普遍可能性。但概念的本质性设定容易陷入某种僵化的认识则人所共知。生成性概念与本质性概念的区别在于，前者并不预设一个生发原点与意义中心，而后者往往有着较为严格的本质规定性。但这并不是说，生成性概念就此失去了对现实的确定把握能力。就生成性概念所凭借的思维形式而言，生成性概念所凭借的主要是一种生成性思维，生成性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思维方式，其特征是“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反预定。重个性、差异而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１］当然，生成性思维换一种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反思性思维——或者说，生成性思维大致相当于反思性思维。因此就生成性概念所凭借的特定思维功能来说，生成性思维或曰反思思维的功能正在于“将经验到的模糊、疑难、矛盾和某种纷乱的情境转化为清晰、连贯、确定和和谐的情境。”［２］换言之，生成性概念所凭借的思维的过程意义即在于，它始于一种困惑的、模糊的或混乱的情境，结束于一个清晰一致的确定情境。杜威认为，反思性思维正是在生成前的情境和生成后的情境这两端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的生成性构成确保了概念本身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将“中国模式”当做一个生成性的概念看待，也就意味着它首先不是一个完成的静态的存在，而是面向未来的开放承诺——即使就现实层面而言，自１９７８年的改革肇始至今天对改革的再思考，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而生成性概念策略的更进一步的意义还在于，对“中国模式”的概念生成性设置不仅能将问题置于一个共识的基础上来展开，从而与现实取得某种可通约的实质联系，更重要的是，生成性概念本身即有取消自身规定性的先天倾向——如此，在放弃对“中国模式”做严格意义的概念界定之后，“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就放下了高居云端的学术身段从而有可能在最大的意义上吸纳非学术之外的力量的加入。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就在于，当前学界讨论“中国模式”的最大危险则在于将最广泛的正当讨论资格主体排除在外，而仅将其当做知识学术界的一个空洞的概念来运作——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学界的数理统计或某种纯理论运作，而只是想指出，如果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仅限定在知识理论界的包办范围内，那么中国模式的全部概念潜能则不可能充分释放出来。这正如吴敬琏先生在回顾反省中国近些年改革时所指出的那样：“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３］。
　　对中国模式的生成性概念处理并将其从一个纯粹的学理概念拉回到最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讨论层面，中国模式也就成了一个公共论域的意义话题——中国模式不仅是知识界讨论的模式，更是全体中国人关心讨论的模式，是面向世界的中国话题。
　　二、“中国模式”的价值选择逻辑
　　如前所述，对中国模式的存疑或谨慎实则反映了不同观察者对中国改革发展成就的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的依据主要是不同的价值文化取向。本文所谓中国模式的价值文化思考不是去考量中国改革发展成就在价值文化领域的得失，而是对中国模式或曰中国改革发展的一种价值观生成展开探讨，亦即对中国改革发展赖以存续的价值文化的生成及预设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