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历史视角论赣方言的形成_赣方言怎么读

　　赣方言形成于何时?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学者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与论述，虽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这使人们对赣方言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据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研究表明，赣方言是南方方言的一种多源结构体，其形成不单与汉代以后北民南迁的影响有关，而且还同秦汉之前的族群互动、地域语言文化传统等因素也密切相关。
　　[关键词]赣鄱地区；历史文化；赣方言
　　[中图分类号]H1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89－05
　　肖九根(1960－)，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肖昀(1987－)，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语言‘化石’的历史凸显”(项目编号：08WX28)的研究成果。
　　一、引论
　　人类语言文化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类语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文化。可以说，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语言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赣鄱地区的人类社会史与语言文化史，也是这样演绎着、发展着的。考古发现，远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赣鄱地区便揭开了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序幕。从那时起，赣鄱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不仅创造着自己的民族历史，同时还创造着自己的语言文化。
　　赣鄱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地处长江中下游相交的南岸，为华东地区的腹地。它北顶中原，南连百粤，西毗荆楚，东面吴越，素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唐代王勃誉之为“控蛮荆而引瓯越”。这种地理位置不单决定了赣鄱地区政治经济的开放性，还决定了其语言文化也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体系。
　　二、有关赣方言形成的学术探讨
　　那么，赣方言究竟形成于何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学者们就一直对之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和论述，虽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这使人们对赣方言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对于赣方言的形成问题，最早论及的是罗常培《临川音系》中，关于客、赣方言“同系异派”说。随后，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中也谈到北人南迁，中原汉语对赣方言形成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两部专著均未明确指出赣方言形成的时间。此后，又有不少学者对赣方言的形成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与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一，周振鹤、游汝杰主张赣客方言形成于中唐；其二，陈昌仪主张赣方言形成于东汉；其三，颜森主张赣方言形成于西汉。
　　上述学者所谈赣方言的形成问题，大多聚焦于汉代以后几次北民南迁大潮对赣方言形成的影响。不可否认，这是影响赣方言形成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秦汉之前的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语言文化底层等，这些重要因素对赣方言的形成与演化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共同作用，则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三、赣方言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
　　赣方言是南方方言中所具多源结构体的一种，这主要与赣鄱地区语言文化形成所独具的人文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先秦时期，这个地区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大致经历过以下几个阶段：远古苗蛮集团中的“三苗”文化(五帝至夏)——百越体系中“干越”文化(商、西周)——角逐争雄的吴越楚文化(春秋、战国中期)——全境归楚(又称“南楚”之地)，即楚文化(战国末期至楚被灭)，与之相应的也就出现了苗蛮语——百越语——吴楚语——南楚语。它们既表现出一种整体的连续性，又带有特征纷呈的阶段性。它们相互之间不可分割，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都是在吸收北来华夏汉语成分的基础上，相互传承，交互作用，共同构成先秦原始赣语母体的基础。
　　依据赣鄱地区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特点，我们认为赣语或赣方言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赣语胚胎孕育期(远古时代一西周时期)；赣语原体萌芽期(春秋、战国－秦统一)；赣方言形成期(秦汉以后)。
　　(一)赣语胚胎孕育期：远古时代一西周时期
　　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太古时代，赣鄱地区究竟有什么部落，其语言面貌又该是怎样，这无从稽考。但是，从五帝时代至夏朝，苗蛮族长期活跃在赣鄱地区，成为赣鄱地区的土著居民，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人们通常把苗蛮族时的语言文化作为赣鄱地区语言文化古老的源头。
　　西周之前，除土著语言文化外，赣鄱地区受到过东南沿海一带语言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过华南地区语言文化的影响，而更多的还是来自中原华夏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它们交汇、撞击、重组，最终融合于一体，共同孕育着赣语的原始胚胎。
　　据史料记载，赣鄱地区苗蛮族活动时期，是中原华夏族尧、舜、禹统治时期。考古材料也发现，新石器时代，赣鄱先民与中原地区就开始了文化交流。樟树营盘里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有颇多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先民还同长江中下游的湘、鄂、皖、苏以及东南沿海的浙、闽、粤等地的文化交流也已存在。夏、商、西周三代，赣鄱地区对外的文化交往已呈强劲发展的态势，这从20世纪中叶至末期赣鄱地区发掘的大量三代时期的文化遗址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三代文化遗址中，不少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而商代最多，几乎遍布赣域各地。如九江龙王岭遗址的陶器，其陶片中原式的占77.8％，土著式的仅占22.2％。专家认为：中原文化首先从赣北进入，而石灰山遗址即是其中的一块“跳板”。鹰潭角山陶窑址发现了刻符与文字，其五进制运算体系与商代晚期殷墟甲骨文属同一个计算体系。特别是吴城文化遗址的发掘，彻底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传统陈见，人们惊呼中国古代史将要改写。吴城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单青铜器时代的堆积就分为早、中、晚三期，最晚甚至到西周初期，延续时间达数百年之久。最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发现刻画在陶器和石范上170多个文字符号，其笔划和形体既有自身特点，又与殷墟甲骨文相同或相似。著名文字学家唐兰说：“商代的吴城居民是越族，吴城文字是越族文字，受中原商文化影响而渐趋于统一。这反映吴城越文化同中原商文化的紧密联系。”吴城商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专家们认为，它揭示了在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建立的转轨时期，赣江中游地区的吴城已经“成为中原强大的商王朝的南土方国领地。”20世纪80年代末，新干又发掘了商代大墓，它被学术界誉为“长江中游的青铜王国”。大墓文物如青铜农具、青铜兵器、青铜礼器、青铜雕饰等，既有中原商代中期的文化因素，又有中原西周初年的文化因素，还有吴城土著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器物造型、纹饰上的崇虎风格，给人以强烈印象，这表明此地当时居住着信虎图腾的先民。对于这，有学者指出：“吴城文化的民族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原氐羌族团的夏人、虎人、灌人和戈人，他们分批南迁，来到赣江鄱阳湖一带，与当地的土著民族结合，创造自己的文化。这也正是吴城文化中中原文化因素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