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松波《东方星座》诗学体系之探析:创立了第一个诗学体系

　　汤松波的《二十四节气歌》《锦绣中华》《东方星座》等宏大构思的诗歌篇章，是他在世俗中寻找灵魂另一个出口的诗意路径。汤松波以“字思维”“诗歌地理”“东方性与中国化”等理念架构了《东方星座》，使蕴涵了传统文化、历史、地理、思想于一体，诗意地挖掘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字文化中所潜孕的民族标识符号中的深义，呈现了东方文明中璀璨的中华民族之光辉。
　　一、从“字思维”出发：诗性空间的展开
　　张清华曾敏锐地指出汤松波在《东方星座》中援引汉语独有的“字思维”方法“贯穿全篇”：“作者巧妙和聪明地借助了汉语独有的“字思维”的方法，通过对各个民族名称展开式吟咏与诠释，来累积和深化诗意，铺排叙述与推动抒情，这就使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传统内涵找到了一个凝聚点，也使作品的结构找到了凝聚点”。事实上，汤松波对“字思维”的运用，绝不仅囿限于形象与思维上对全篇结构的“贯穿”作用，“字思维”已成为汤松波构建其诗学体系的基石与路径。
　　“字思维”是由画家石虎在《论字思维》一文中提出来的，是指汉字的造字过程及意义发生过程中的思维。在中国诗学史上，石虎首次将“字”的问题提高到了诗学的高度。汤松波巧妙地把“字思维”作为建构《东方星座》之诗学体系的切入口，如《汉》中对汉族的诗性书写，他从音形义三方面着手，前一节中对“双”字的原始起源(炎黄子孙)、字型(且飞且舞)、文明(四大发明)、思想(孔孟学说)、语言(七大方言)、字形(方块汉字)、民俗(大屋顶、四合院、中山装、旗袍等衣事住行)、文化(生肖、书画、医药、武术、宗教等)各种含义进行多维诠释，使“汉”民族在“字思维”的诠释中逐渐呈现其全貌；在后两节诗中，诗人从声调、谐音两个角度诠释了“汉”。
　　汉字是与西方语言迥然有异的独特符号系统，本身沉积着初民集体无意识的思维习惯、感觉方式和精神内蕴，是音、形、义的聚合体。汤松波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着手开掘，着重体现在字象、字义、字音三个维度的构建。
　　字象是字思维的核心要质，“字思维”是基于字象的诗性思维，石虎曾指出：“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这就是“字思维”的全部含义。”在他看来，字象的并置、变形等重组能构筑无限的想象空间，而字象中心则能激发玄妙的诗性空间。汤松波在诗中非常重视对“字象”的把握与延展。如《回》，诗人主要从“回”字的视觉角度铺开对“回”民族的诗意诠释，诗人从“回”字的字形切入，先以“看”的视角推展开，巧妙地把风景名胜“清真寺的轮廓”、“新月的画眼”，回族特产如灯彩、地毯、苏绣、象牙、景泰蓝、汤瓶、虎图白，回族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以及回族的历史名人如才子赡思丁、哲学家李贽、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航海家郑和、民族英雄马本斋等一齐网罗进“看”之中，而后从听觉方面纳入“马九皋的散曲”、“花儿”与“回回乐”等回族的民族音乐，从而将民族风情、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等全都囊括人“回”字的“字象”中。《壮》中“壮乡美”、“壮人甜”、壮歌美、壮戏、壮锦等，以“壮”字为字象中心延伸到壮族的各个侧面，让“壮”族的风情特色一览无余；《藏》中以“藏”字为字象中心拓延至“藏羚羊”“藏獒”“藏红花”“藏医”“藏戏”“藏文…藏学”等物象，呈现出“藏”族文化的盛宴。字义是汤松波字思维延展所希求抵达的内涵终极。汉字是音、形、义的多重复合体，字象作为任何汉字进入阅读者视线的原始媒介，常与物象相融合而产生“义”或“意”。同时，由于“字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图式”，强调直觉与理性的统一，字义便在这种统一中孵化而出。汤松波的诗正是在直觉与理性相统一的直觉思维图式中呈现各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诗性思维。如《维吾尔》一诗中，“雏吾尔”三个字是原始字象，由此拆解的“团结的意思”“联合的意思”“协助的意思”“凝结的意思”显然是由字象而延绵的“意”，这种由单个字引申出的感觉、记忆与文化内涵等都凸现了各民族各自独特的形象与特质。
　　字音也是汤松波常撷取的字思维质素。字音是属于时间维度的汉字元素，与字象(形)构成汉字的时空立体性。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上，字音对于字义的接收与输送至关重要，传达着生活经验、记忆与情感，如《藏》《怒》《汉》《畲》等诗都利用了谐音或声调的四声。在字思维所拓展的想象空间与诗性空间里，汤松波铺展开五十六个民族的诗意图画，构筑了一个积淀着深厚民族文化的诗歌世界。
　　二、诗歌地理：民族性的构塑
　　近年来，“诗歌地理”成为一个迅速延展的诗学命题，并关注诗歌与诗人的地域性、文化性、审美理性、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关系。张立群在《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略谈“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一文中阐述了“诗歌地理学”的生存可能性，并提出诗歌地理学的四个重要环节：历史、文化、时代、心理。虽然“诗歌地理”的概念尚待得到诗歌史叙述的确证，但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却显然承接起了这一诗学命题的思维视角，他对诗歌地理理念的运用并不是完全依照张立群的“历史、文化、时代、心理”四个环节来对各个民族进行描画，而是从地理、历史、文化、时代、心理等层面剖析了五十六个民族名称背后所潜藏的丰富风情，各民族由于所处的地域性的差异而在其诗歌中显示出了格外鲜明的民族性。
　　首先是地理层面的诗意描画。由于五十六个民族所聚居的地理位置有异，因此每个民族的形成都有其民族的地理特征，如“是绝唱／是金沙江虎跳峡／万里长江第一湾／这些绝唱／予它以绝妙的营养”“东巴文，哥巴文／或许是玉龙雪山折射的／一缕缕夕阳”“这是在大研镇／在大研镇比爱情还幽深的／街巷”“泸沽湖畔走婚的阿夏／是一粒从《东巴经》里／漏出的糖”(《纳西》)中颇富特色的系列著名地理名词映现出纳西族独特的身影；《鄂温克》中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嫩江流域，《德昂》中的保山、澜沧江、耿马、镇康、永德，《保安》中的河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等等，汤松波巧妙地把各民族的地理信息与民族的地域特征、民族独特性糅合起来，描画了各民族的诗意图景。
　　其次是历史记忆的诗意言说。汤松波挖掘了每个民族的成长“故事”和历史记忆，以诗的话语方式言说出来，使每个民族的历史都蒙上了一层诗意色彩。如“流云在高空临摹了多少回／也临摹不出他们三千年的崖画”(《佤》)，三千年的历史变迁衍生出佤族，而这三千年里，佤族的历史谱系中经过了多少风雨。此诗还以蒙太奇般的手法场景式呈现了佤族的人口繁衍、生活习性、服饰、饮食、文化、爱情与婚姻、禁忌、劳作、教育等方面的图景，诗人采取了“新生代”诗人所擅长的拼贴手法散点式地把不同场景和片段拼贴糅合，由于这些场景和片段深厚的历史内涵，因而有效地避免了“新生代”诗人的“破碎”效果，巧妙地书写了历史记忆。《苗》的开头诗人写道：“历经了几千年的迁徙／这些苗儿／才扎根拔节”，苗族几千年的迁徙变迁归结于“苗”的扎根拔节，这种贴切契合的联想巧妙地展现了丰富的历史记忆。《乌孜别克》里描画了乌孜别克族在丝绸古道上“能歌…“善舞…嚎饮”“常乐”等民族文化，《俄罗斯》则呈现了俄罗斯族别开生面的“踢踏舞”。汤松波以不同的视角与维度展现了这些大异其趣而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闪耀着文化寻根与破解历史文化基因的理性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