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中的“编党书”活动_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

　　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在全党高级干部中提出要展开一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活动。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身体力行，不仅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发表了重要讲话，而且亲自主持“编党书”。通过这一活动，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使全党思想认识逐步趋于统一，推动了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和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直接明确的动因目的
　　所谓“编党书”，是指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三部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即《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
　　“编党书”的最初动因是为预定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材料。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并确定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总结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1940年下半年，党中央抓住当时抗战条件艰苦但时局较少变化的时机，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党的七大。为使七大顺利召开，中央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收集整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即为七大筹备工作之一。
　　毛泽东在审核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党领导机关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领导机关下发的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流毒到全党，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就是这条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对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的历史上造成的严重危害和留下的沉痛教训，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就感受到了，在这次审核历史文献的过程中，他对党的历史有了更加系统全面的了解，对“左”倾错误路线有了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党的力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当时，党已发展成为拥有80万党员的大党，其中90%以上是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此时，对于党的历史，尤其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路线及其危害，并没有为全党所充分认识，即使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不承认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错误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七大是难以成功召开的。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全党的思想。在1941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将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使用，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艰苦费时的资料收集
　　从六大召开的1928年至1941年，其间隔达13年之久，在此期间中央机关几经长途转移，特别是1934年、1935年长征期间，许多文件已经销毁或散失，加之当时还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因此收集六大以来党的文献实属一项既费时又艰苦的工作。
　　1940年3月，周恩来、任弼时自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决定让任弼时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协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七大，并具体负责材料准备工作。然而到10月份，找到的文件还很不完全。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云、王明、王稼祥、张闻天、邓发等人分头负责收集，其中陈云负责组织问题和青年问题方面的材料，王明负责妇女问题方面的材料，张闻天负责宣传问题方面的材料，邓发负责职工问题方面的材料，限定于11月底完成。由于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头绪颇多，无法集中精力去收集历史资料，上述分工实际上不大可行。于是中央不久又决定六大以来历史文献的收集工作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由毛泽东负责督促与审核。毛泽东接手后，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央秘书处指定裴桐专门承担文献收集工作，他每收集到一份，便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王首道转交毛泽东审核。毛泽东审核完毕，再交王首道送印刷厂排印。不久之后，王首道不再经手此事，改由裴桐直接同毛泽东的秘书联系。
　　据胡乔木回忆，当时收集资料的主要途径：一是中共中央从中央苏区带到延安的资料，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带到延安的资料很少，因而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自己保存的一些材料，主要是毛泽东本人的文稿，如井冈山决议（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等，不过这部分的数量也很有限；三是从党的报刊中查找，由于当时党的报刊主要以上海为阵地，在延安查找这些报刊不易，加之党的决议、命令、指示、通告等重要文件在报刊上登载的不多，所以这条途径找到的资料也很有限；四是从国民党的报刊书籍中查找，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出于反共需要曾编纂了一套《赤匪反动文件汇编》，收集了中共历史上大量的文件资料，这成了收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的主要途径。考虑到国民党可能对这些文件进行篡改，因而由毛泽东亲自对这些材料进行审核。尽管通过这么多途径查找，还是有一部分文件未能找到下落，其中包括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为此，中央秘书处于1941年5月29日、30日连续在《解放日报》刊登《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一九三○年九、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在延同志如有此二文献或其一者，请从速寄交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当以解放出版社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此外，考虑到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曾在上海设立一个秘密存放文件的地点即“秘密文库”，中共中央曾致电南方局，希望上海党组织帮助查找。后来上海地下党想方设法从这个文库中找到一些文件，但未赶上付印。
　　《六大以来》主要材料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内部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内部通信及讲话，因此收集难度较大；而《六大以前》的主要内容是党的早期领导人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因此收集资料的工作相对容易些。毛泽东曾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去电，请他们查找资料，进展比较顺利。
　　精心细致的编辑整理
　　毛泽东对“党书”的编辑极为重视，亲自挑选文字材料，订正文件标题、时间和出处，进行文字整理并校阅版样。《六大以来》选编的文献起于1928年党的六大，止于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时间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阶级关系发展变化十分剧烈和复杂的时期。在编辑体例上，《六大以来》首创了以党的重要会议为节点来划定文献选取范围的形式，按专题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排。首先将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分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锄奸问题、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教育8个专题，然后将每一专题内的文献资料，不论其代表的路线正确与否，均按发布时间排列。毛泽东编排好后，便交印刷厂排印。在排印过程中，又陆续找到了一些文献。毛泽东将这部分文献分别放在相应的分类专题之后，在目录中则以“补遗”或“拾遗”标明。1941 年底，这本文献资料汇集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名，由新华印刷厂印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