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下伏笔是什么意思 [周扬政治悲剧：两部电影埋下的伏笔]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放映的香港影片《清宫秘史》和著名导演孙瑜编导的历史大片《武训传》引起了广泛争议。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围绕电影《武训传》展开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最终陷入悲剧留下了政治隐患。建设新中国，急需构建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意识形态，树立毛泽东的理论权威。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执行与毛泽东的政治期待相去甚远，这是周扬陷入悲剧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周扬；毛泽东；电影评价；悲剧原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周扬一直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阐释者、积极宣传者和坚定执行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扬为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建设新中国电影文化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放映却为周扬陷入政治悲剧埋下了伏笔。个中原因，既耐人寻味，也启人深思。
一、第一次文代会后周扬发展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努力
1949年7月2日，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开幕，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贺词，周恩来做政治报告，毛泽东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第一次文代会”惟一主题就是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以统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明确提出：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1］新中国成立后，周扬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文化艺术工作千头万绪，周扬首先选择那些对于开展普及工作最为需要，在人民群众中最有影响的艺术作为重点工作来抓，而文化艺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影。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产生了一批进步的革命影片，但是，解放区电影几乎一片空白。充斥中国电影市场的基本上是美国影片。为了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周扬千方百计狠抓电影创作，1950年国营电影制片厂有29部新片问世，私营厂也生产了50余部。国营电影制片厂先后生产了一批反映工农兵生活和斗争较为优秀的故事片，如《桥》《钢铁战士》《中华儿女》等，私营厂也生产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影片，如《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红楼二尤》等。新中国第一批故事片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新颖生动的人物形象，真实感人的生活气息，朴素明快的艺术风格，显示了新中国电影的崭新面貌和强大的艺术力量，受到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这是中国电影市场一个空前的巨大变化。然而就在此时，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正在酝酿中。
二、毛泽东接连对电影发难，矛头直指文艺界最高领导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从三个方面对《武训传》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一是武训“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2］316二是《武训传》宣传的丑恶行为，污蔑了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了中国历史，污蔑了中华民族；三是《武训传》利用武训办义学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赞扬《武训传》的作者们赞扬了不该赞扬的东西。他惊讶文化界歌颂武训及《武训传》的人 “如此之多”。然而，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并不是《武训传》本身的错误倾向，而是一些容忍和歌颂武训及《武训传》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 ，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2］317为此，毛泽东要求人们重视开展电影《武训传》及其他与武训有关的著作论文的讨论，以求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在社论中，毛泽东特别突出了“号称”“自称”，表达了毛泽东对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者，但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批判能力的不满和气愤。“**”中，姚文元在他《评***两面派周扬》一文中称，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那些“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
1954年，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电影。“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主义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仍没有引出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3］上述批评中，毛泽东点到了“大人物”是谁？毛泽东也是有所指的。
三、高层领导在政治压力下的自我检讨
建国后毛泽东发出第一声怒吼之后，周恩来总理首先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1952年春天在上海“文化广场”一万多干部作国际形势报告谈到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批判问题时，又说自己“也应负一部分责任。”接着，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文章，表示要改掉“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的“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4］。上海文化界领导陆万美、夏衍、于伶也相继在报刊上作自我批评。
周扬的检讨自然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他在文艺整风大会上说：“老解放区的经过改造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在延安经过了整风学习，就没有问题了。不是也有老区的经过整风的同志，到了新的环境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包围之下，就又露出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吗？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容易断的，而他们和工农之间的联系却是常常松懈的，容易断的。”“一部分老的左翼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个自以为‘很革命’的包袱(这个包袱我也曾有过)，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必须丢掉这个包袱。”［5］后来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时，周扬的检讨自觉地与“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指向对上了号。他说，“我们平时口头上常常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不批判不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投降，这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呢。”［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