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的家庭角色|个人养老金领取计算器

　　养老金在一个家庭里的角色，不仅关乎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还直接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资源与情感分配。　　北京，体制变化中的焦虑　　北京姑娘蔡璇在一家外企上班，宝宝5个月大。57岁的蔡妈妈最早在制衣厂上班，后来去了纺织科学研究所，单位性质从国企变成了事业性质。
　　2005年，50岁的蔡妈妈正式退休。那年正赶上纺科所改制，以前的事业性质变成了企业性质。从那年开始，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标准，她的退休金从当初的1700元，涨到了现在的3000元。而比她早一年退休的工友们，只能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领取每月1600元的退休金。
　　蔡爸爸1969年参加工作，在市审计局上班，属于政府公务员，但他从1993年开始就在审计局办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1999年，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马上要改制成企业性质的会计事务所，要么办理退休。他选择了后者，现在每月能拿到4000元。
　　蔡璇的公公从首都汽车集团公司退休，属于国有企业性质，退休金也有3000元。蔡璇的婆婆以前在印刷厂上班，单位效益不好，退休金也没多少。2004年，蔡婆婆被查出患有鼻咽癌，尽管有医保，但很多治疗项目属于自费。到2007年蔡婆婆去世，蔡公公几乎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蔡璇的姥姥退休前是纺织工人，现在退休金有3000元。已经86岁的她患有老年痴呆症，药不离身。按照北京的医保报销标准，退休职工每年有2万元的门诊药费报销额度，但这点儿药费对她来说根本不够。
　　蔡璇的丈夫2002年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中国联通的正式员工，小两口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可是，蔡爸爸却开始为未来担心：“我们这一代算是赶上了政策的末班车，可是下一代怎么办？他们现在缴的这点儿养老保险，几十年后还能养活自己吗？”蔡爸爸所说的“政策末班车”就是福利分房。现在一大家人所住的房子是蔡妈妈的单位于2007年分配的福利房，126平方米的房子，总价不过70万元，现在市值已经超过300万元。
　　蔡璇也开始担心未来。有孩子之前，她跟老公过着逍遥的小日子。“老公喜欢G-Star的裤子，2000多元一条，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可自从有了小宝宝，他就不买了。”
　　飞涨的物价，抵消了退休金连年上调的效果。蔡妈妈的退休金刚够负担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虽然附近有很多超市，但她仍然坚持去农贸市场采购。蔡爸爸的退休金，除了负担物业费等支出，剩余的用来投资纪念金币，“希望能给孩子留点儿保值的东西”。
　　虽然小宝宝只有5个月，可蔡爸爸已经去旁边的一所小学打听过情况，一年的赞助费至少5000元，即便是最普通的公立幼儿园，每月也要1000多元，还得提前两年排队。
　　老一辈人尽管都是体制中人，政策的变化还是让他们一次次体验到了个体命运的无常。蔡妈妈赶上了事业单位改企业，蔡爸爸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蔡璇的大姨是天然气公司的退休职工，二姨也是从审计局退休，只有舅舅和同学合伙开了公司。现在，舅舅是这个大家庭的财务加油站，姐妹们遇到买房子、看大病这样的事，都是舅舅提供财务支持。
　　“以前觉得有稳定的工作才有保障，一旦遇到事，才发现那些保障是杯水车薪。”蔡爸爸现在每天坚持走700步锻炼身体，他说，“我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不拖孩子们的后腿。”
　　长春，被遗弃的工人之家
　　相比蔡家对未来体制变动的焦虑，长春的马大爷一家还在为眼下的生活焦虑。
　　马大爷名叫马怀春，7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1996年退休时，他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长春机车厂的开发处处长，也是在这一年，工厂效益急剧下滑，到第二年，所有工人只能发出每月300多元的工资。而马大爷的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全都是机车厂的工人，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马大爷当时的退休金是每月780元，是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从1998年到2010年，孩子们的月工资一直徘徊在三四百元。于是，马大爷和从制药厂退休的老伴儿成了孩子们的后盾。“如果没有爸妈的退休金，真不知道那些年我们怎么过。”现在说起来，大儿子依旧鼻子酸酸的。
　　马大爷19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并很快被提拔成干部。“文革”期间，他曾被借调到公安局搞预审工作，可6年后他又主动回到了工厂。但体制一变，地位就翻了个。当时，有的工人身体不好，调去学校看大门，现在退休了反而能按照教师标准拿4000多元的退休金。
　　小儿子初中毕业后当了3年兵，退伍后曾有机会去公安局上班，但在父亲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到机车厂上班。1年前，他在旁边小区租下一间居民楼一楼的房子，开了家小烧烤店，主要由下岗的妻子打理。
　　房子是这个家庭从体制中获得的唯一感到欣慰的补偿，但也面临着拆迁问题。
　　退休后，马大爷在大连等地打了好几年工，有点儿积蓄。可2007年夏天，女儿马丽被查出患有白血病，这个坚强的七旬老人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为女儿治病。马丽做最后一次化疗时，赶上了大病医疗保险的班车，负担总算轻了点儿。生病后，马丽下岗，得到了1.7万元的工龄买断费，与工作了近30年的工厂一刀两断。
　　下岗工人只有自己缴纳社保，将来才能领退休金。去年，长春最低一档社保年缴费也将近5000元，因为开支太大，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小儿媳就是其中之一，她无奈地说：“看烧烤店的生意吧，要是挣了钱就去补缴。”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延迟退休年龄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虽然儿女们不情愿，马大爷还是坚持和老伴儿搬到一家养老院住，他说：“我不想拖孩子们的后腿。”他平时帮着做些管理工作，作为回报，院方减免了一个人的费用。直到现在，二老的退休金还在为孩子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补贴。
　　对于这个普通的工人之家来说，养老金不仅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也成为他们与体制发生关系的关键节点。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与下岗潮中，他们几乎成为被体制所遗弃的群体。从某种程度上讲，退休，是他们与公共政策最后的链接。
　　濮阳，小城里的资源级差
　　第三个家庭来自河南濮阳市清丰县，这个有6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是标准的三线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