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关乎个人的幸福】 简简单单的幸福的短句
中学教育的第一要义:培养对学问的兴趣 “培养一个良好的学生,第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培养他们对学问的兴趣。”丘先生说。 在丘先生看来,中学时期,包括了很多怀有不同志向的学生,有的想从商,有的想当官,有的想做学问,种种不同的学生,必须有不同的激励和训练的方法,这就是孔子说的“因人施教”的精义。
他说,不幸的是，如今很多学校只照顾到“有教无类”,而忘记了“因材施教”。有些学校为了公平起见,坚持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教学方法和统一标准答案的选择题,以计算机来打分数,几乎将教学的理念变成流水线式的作业,生产了大量的标准化学生。结果是,学生面对机械式的教学,变成了无生气,缺乏对大自然、对科学、对人文的兴趣和好奇,有天分的学生也不容易成才。
培养对学问的兴趣,必须建立于基本知识。他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假如我们不懂得解线性方程,我们就没有能力去欣赏多彩多姿的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了;假如我们不懂得基本的汉字结构,就没有办法去欣赏唐诗和宋词了。”
读小学时,丘先生对数学不甚了了,非常简单的数学题提不起他的兴趣。但是,到了初中二年级,开始接触平面几何,简洁的题型和优美的公式震撼了他,激发了他的兴趣。于是,他花了很多功夫去看这些方面的课外书籍,时常跑到书店或二手书店去看,一看就是两三个钟头。
任何教育方法，“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对于东西方教育的比较,丘先生认为:在东方人的教育中,假如小孩子学习不努力或能力不够,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教育；或者为了家族的面子和父母的荣光,迫使孩子尽力用功。事实上,在成长的路上,我们总可见到孩子天真无邪的一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性情培养起来,让孩子们有着浓厚的读书兴趣,主动去找寻有意义的事情和研究方向。
丘先生说:“无论东方式或西方式的教育,我们要注重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每一个学生毕业时,至少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即一个能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学生相提并论的基本知识,有基本的推理和表达的能力,适应全球化竞争的能力。任何教育方法,只要能够达到上述目标,都是不错的教育。正如邓小平说的白猫也好,黑猫也好,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近三年来,丘先生在哈佛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对美国东北区清教徒的学术作风深有感受——他们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却不大在乎自己的生活品质,他们的学问都是世界第一流的。丘先生希望中国学生能够清心寡欲,养浩然之气,持赤子之心求知向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有学问的人。
课外阅读讲究书籍的选择
据丘先生观察,中国的学生阅读课外书的习惯不如欧美人。科普书籍在国外极为畅销,但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却不很多,这可能是影响中国科技不如西方的一个原因。至于其他文科的读物,除了工商管理的书籍外,历史、散文、小说和传记也不很流行,尤其缺乏的是描述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书籍。
小说对丘先生一生有着很大的影响。这缘于在幼年时,曾背过梁启超先生的一篇题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文中写道:“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家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对于武侠小说,丘先生说,这类书快意恩仇,似乎可以一泄生活中受的鸟气,但事实上,学到的都是于家、于国、于性情无益的东西。有些女同学喜欢看琼瑶的小说,这在丘先生看来,亦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的描述,对人生、社会都没有多大意义。
他的孩子在美国上中学时,读了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科普、科幻小说等林林总总的图书,他说:“看这些书籍都是不错的教育。事实上,小说可达到‘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效果,感人之深,莫此为甚。小说乃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所以，培养青年人的智识，需要讲究小说的选择。”
创新学习:智者不惑,勇者无惧
“无论学习什么,我们必须要掌握到这门学问的基本知识,这样才有可能做到创新学习,达到‘智者不惑’和‘勇者无惧’的地步。不惑和无惧以后,才能够对学问有兴趣,才能够做大学问。”丘先生深有感触地说。
他三十多岁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听大物理学家戴维·格罗斯授课讲量子场论,讲得很好,但是丘先生没有去做习题,始终没有将这门学问学好。所以,当他遇到量子场论有关的问题时,总要找专家一同合作,听听他们的意见,才能判断今后要走的方向是否正确,才能达到“智者不惑”。他说,在上世纪50年代,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做DNA结构时,不过弱冠之年,可谓“勇者无惧”。但是,要懂得两门以上不同的学科,并不容易,往往要苦学才能成功。
十四岁时,丘先生的父亲不幸离世。那一段艰苦的日子,对他此后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影响。为此,丘先生鼓励青年学子去经历贫苦大众的痛苦和经验。他极为赞赏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他说:“这真是至理名言！朝代家族的兴衰,都与年轻人在这方面的训练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王国维沉湖而死两年后,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里提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丘先生对此非常感慨:“这两点,的确是我们做学问的精要地方。有了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才能‘勇者无惧’,才能‘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至于为分数、为经费、为虚名去找寻人间的学问、人生的真谛和自然的奥秘。”
(摘自2012年4月6日《光明日报》 插图：董 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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