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万花筒|万花筒
上海的地铁四通八达，11条轨道线日均发车4500次，乘客多达650万人次。地铁就像一个万花筒，“马头人”、“快闪族”、“钢管舞者”……轮番上场，上海的地铁从不寂寞。 几乎每一个与地铁相关的话题都引人注目——安检、逃票、性骚扰、乞丐……今年入夏以来，地铁内的性骚扰话题从来就没断过，露阴癖、咸猪手……9月初警方又在二号线抓获了一名涉嫌偷拍女乘客裙底风光的“日本友人”。曾有女孩在地铁举着“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的牌子抗议性骚扰。
不过，要论关注度，这些话题都远不及前不久引发轩然大波的乞丐问题。上海地铁治理乞丐强讨恶要，原本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执法问题，为何会被绑架上道德法庭，甚至拉进地域之争的漩涡？
沸沸扬扬的争论折射出公共空间权利与责任的边界存有困惑。
丐帮真相
上海地铁警方有点冤，所谓的“乞讨排行榜”虽然不具姓名、照片等关键信息，但仍被严重误读，继而被拉上舆论的审判席，硬生生被扣上了一个“执法简单粗暴”、“对穷人缺乏怜悯”的“罪名”，甚至于个别媒体直接将这一问题“升格”为“上海排外”，并刻画出一个生动的小市民的形象以作为这座城市心胸狭隘的证明。
这样的评判对上海显然有失公允，尽管慈善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善行从来没有停止——上海地铁里单人单日行乞收入最高达670元。
要看清地铁行乞的问题，就必须先对中国乞丐问题的演变有所了解。2003年，随着收容遣送条例的废止，城市乞丐问题开始显现，最初是大量的肢残者走向街头，引发城市居民的不安。《新民周刊》记者胡展奋曾赴安徽调查，在某地发现租养、利用残疾人到城市乞讨的现象比比皆是，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遭曝光打击后，街头残疾乞丐有所减少，逐渐取而代之的却是“杂耍童丐”，因为这些童丐所做的多是些对肢体严重摧残的高难度杂技动作，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尤其是被拐儿童的父母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为此，2011年《新民周刊》记者再次展开调查，最终发表了《中国童丐真相》，揭示出河南某地杂耍老板从农村父母手中租得儿童，再以杂耍名义通过暴力胁迫行乞，造成儿童死亡、残疾的罪恶行径。在这一轮曝光打击后，童丐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老年丐帮”又随之进城。
上海地铁内也多次出现儿童被成人领着行乞的现象，不少乘客为此报警，地铁警方对发现的每名童丐都要进行身份核对，甚至动用DNA检测手段，不过，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均是亲生父母携带子女乞讨，也正因此，难以惩处。
残疾人行乞、老年人行乞，父母携子女行乞与不法集团控制聋哑儿童行乞是目前中国城市乞丐的四大类。但这个情况绝大多数地铁乘客并不知情，人们普遍焦虑的是三个问题——儿童是否被拐？善心是否被欺骗？强讨恶要如何解决？
这种焦虑可以从报警平台与微博得到印证，基于此，地铁警方觉得有必要将上海地铁乞丐的真实情况告知公众。
根据《新民周刊》近十年来对中国乞丐问题的追踪调查可知，“穷”无疑是衍生中国乞丐问题的重要原因，但有组织犯罪与乞丐职业化确实是其主要形态。上海地铁警方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1至8月，地铁警方一共查获在车厢内乞讨、卖唱、散发小广告等违法行为15000人次，其中八成以上是乞讨者，最为突出的是甘肃岷县等地的家长利用暑假、寒假带孩子来上海地铁乞讨，这些家庭确实相对贫困，但乞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城里磕头、回家盖楼”。
“利用人们的善心骗取钱财。”记者了解到，在查获的行乞人员中也有上海本地人，他们都有最低生活保障，不存在生计问题。根据轨交综合执法工作站的统计，乞讨收入排列第二位的是一名88岁的老太，乞讨完全是为了**，《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还遇到一名40多岁的保洁工，下班后顺道去地铁乞讨“赚外快”。
更严重的是，近年来，上海地铁内强讨恶要的行为愈演愈烈，引发乘客反感，投诉增多。根据警方调查，如今，正常乞讨已经被死缠硬要、一直磕头直到就范、穿着肮脏贴靠乘客、故意展露残疾部位等取代，甚至因索要不成向乘客吐口水、用笔在乘客身上刻画，“逼捐”手段无所不及。
车厢狭窄，乘客无法回避。只要让人产生厌恶，非自愿给钱的，都算强讨恶要。《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条例》禁止在地铁车厢内行乞、躺卧、设摊、卖艺或者从事销售活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明文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警告。
然而，法律又规定：有未成年人需照顾的违法嫌疑人不得拘留，70岁以上老人免予治安处罚。对于这些条款，职业乞丐熟稔于心，“奋战一线”的主要就是这些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
乞讨者说
为了更好地维护乘客的出行秩序，8月6日起，上海轨交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推出了“微信”举报恶丐的新举措，在信号良好的情况下，乘客发出微信5分钟内，民警即可到达相应车厢。查获的乞讨人员按照目前的机制先送至轨交综合执法站，进行身份核对、询问乞讨缘由，再分类处理，但多数情况下只能教育为主，最多给予警告处分。令他们十分头疼的是那些领着亲生子女乞讨的父母，依法只能警告，但警告无济于事。不得已的情况下，警方只得将这些乞讨人员留置在执法站至当日地铁营运结束，后送救助站，但次日这些人又会出现在地铁车厢。
8月23日，《新民周刊》记者在徐家汇执法站就遇到了来自甘肃岷县的后某，后某今年28岁，这天中午在地铁一号线陕西南路站带着2岁的女儿非法行乞时被查获。这已是后某3年来至少第53次被查获，身高1.8米、体格健壮的后某躺在执法站座椅上时而啐吐沫，时而引吭高歌，时而对执法人员破口大骂，2岁的女儿则在他吐满口水的地上滚爬。
后某告诉记者，他的家在岷县农村，一家6口人只有7分地，主要种植土豆，年收入2000多元，“穷，但过日子没问题。”后某曾去东北、内蒙古等地打工，但觉得活儿太苦，2009年儿子出生一个月后，他便与妻子一同来到上海地铁乞讨。值得一提的是，在岷县很多人都靠在城市乞讨盖了新房，后某的哥哥受此启发，也将一双儿女带至上海地铁乞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