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服务报道 一位三农研究专家眼中的“三农报道”

　　与三农问题在国计民生中的基础性和保障性地位不同，三农报道在媒体报道和社会议题中却相对边缘。其中有权力和资本的因素，也有媒体自身理念和方法的因素。加大三农传播，助力三农发展，是一项系统的长期任务，需要媒体人不断探索。本文是一篇对三农专家的专访，旨在为媒体人增加一种思考相关报道的“改进余地”和“发挥空间”的视角。
　　新媒体背景下传统媒体的管道作用愈发凸显
　　中国记者：您如何看待媒体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应扮演的角色?
　　党国英：新闻媒体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中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媒体就功不可没。在我看来，媒体不可替代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从下情上达的角度看，媒体可以将农民愿望、自发改革的行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在这一点上记者与现实的接触方式、对信息的反映方式与政府不一样，相对超脱，也相对更客观，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管道。
　　第二，在新媒体环境下，尽管有很多自发传播的信息管道，但关于三农方面的反馈，负面内容比正面内容多。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在网上发牢骚而不是“晒幸福”。这就导致自发的网络信息是片面的，单就此评判容易给人形成农村政策效果不好的错觉。
　　比如农村的农民总体是对三农政策满意的，不满意的有，但主要集中在城市扩张区，主要原因是土地问题。而真正的农区，涉及的利益不大，这反而给了农区空间，农民满意度较高。但是在城市扩张区就不同了，这部分人口本来就脱离了农业，虽然反映的问题多，但和“三农”本身关系不大，多是征地补偿方面的问题。
　　政府系统的信息管道和自发性的信息管道容易失之片面、各执一端，这种背景下，专业媒体在传播相关信息上的战略重要性其实更加凸显了，更需要记者全面把握，用专业的眼光到农村搜集信息、发现新闻。记者观察如何避免偏差
　　中国记者：能否举例说明媒体在三农报道中常见的问题以及规避措施?
　　党国英：媒体报道的确是双刃剑。报道对了，有助解决很多问题；报道错了，也会传播很多错误的做法和说法。媒体的功能主要靠记者体现，但记者观察也会有偏差。
　　一、从报道方式上看，下面两种情况容易导致报道偏差：
　　1.报道三农问题的时候，地方上有关部门的接待多多少少会影响记者采访；而暗访也很难，地方上有自己应对记者的办法。这制约了记者对问题的深入挖掘。
　　2.三农报道由头往往是农民反映的情况，多为负面，如果不多了解就容易被一时的情绪左右，形成不恰当的负面判断。但实际上，“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十多种补贴、社会保障的完善等，农民是高兴的，总体是很满意的。
　　二、面对一些流行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如果记者自身缺乏深入调研和专业眼光，就容易盲从。这就是比较危险的报道倾向错误的问题了。
　　比如，华西村发展起来使很多人认为不搞承包经营就能富裕，而小岗村搞承包经营依然穷，这样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形成一个“富的不搞，搞的不富”的误解。宣传部门如果戴红帽子，媒体配合鼓吹，误导性就更大了。实际上，搞承包制的农区赶不上不搞承包制的华西村，但是如果农区不搞承包制，就更不行了。承包制对农区生产力和农民福利而言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同时，华西村已经不是农业经济，而是工业经济，是靠高效率的工业弥补低效率的农业。所以应该探讨的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建设现代农业的问题，而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否定或“创新”的问题。
　　再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搞农村股份合作制，就是土地不分到户，而是集中起来搞鱼塘、工厂等来分红。其他地区的同志就容易误解为：农村搞股份合作社可以富裕起来。媒体也容易跟风。而实际情况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因为没有农业，乡村企业搞得早，最初土地管理法规立得晚，所以工业用地不规范。后来为了弥补，就以土地面积占比来分红。其实是一种土地物业联合(合作)经济，集中起来招商引资，是非农产业。而在农业经济领域，流通和服务环节可以搞合作社，生产环节仍然必须承包制，只不过是承包制如何进一步巩固优化的问题。媒体如果不深入剖析，就容易受误导，尤其是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误导，比如乡村干部是喜欢集中土地的，因为这样他的权力就大了。
　　另如，有种说法认为农村现在是“386199部队”(注：38代表妇女、61代表儿童、99代表老人)种地。但是，如果这是事实，九年多的粮食增长是怎么来的?实际情况是现在农村生产环节逐渐服务化、专业化，有提供播种收割等劳务的专门劳力。比如，“托地社”就是不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将耕地“入托”，让别人代为管理，其实是一种农业服务。
　　还有媒体反映的土地撂荒问题，认为是农业危机了。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啊。你看看，河北河南这样的小麦主产区会撂荒吗?绝不会。凡是撂荒的土地，农民撂荒一定有其道理，少数情况下是土地主人是懒汉，多数情况下是农民基于比较收益的考虑认为种地成本高，不如打工买粮食吃。再者，土地撂荒是不是就影响到中国农业了?不一定，因为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程度高，产量非常高。粮食两季的主产区，一亩一年一吨粮是很普遍的。18亿亩耕地，假设其中6亿亩地达到一亩一年一吨的话，我们一年就有6亿吨粮食，根本吃不完。所以我们多年来粮食产量都超过了口粮，目前主要是工业用粮耗费了很多粮食。所以我认为撂荒不代表农业有危机，当然我不是说农业没有危机，但不是表现在撂荒上，比如粮食主产区产量高，但产粮成本高。这里，媒体就需要去伪存真：要找到“真问题”“真危机”，而不是炒作“伪问题”“伪危机”。
　　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队伍一定要提升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准，对三农历史和政策要有深入研究，破除很多先入为主、想当然的误判。对信息善于去伪存真，不能跟风，要体现媒体的专业性；对很多现象要深入调研，透过表面看本质，多和农村基层、农民接触，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对“三农”专家要善于交流、学习，甚至要让自己成为专家。
　　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队伍-一定要提升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准，对三农历史和政策要有深入研究，破除很多先入为主、想当然的误判。对信息善于去伪存真，不能跟风，要体现媒体的专业性；对很多现象要深入调研，透过表面看本质，多和农村基层、农民接触，多听听不同的声音。
　　放眼整个涉农产业链找经济回报
　　中国记者：近年来，由于受到广告回报等方面的制约，媒体三农报道的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种具体问题，您认为应如何解决?
　　党国英：目前媒体的三农报道投入力量仍显单薄。我认为关键是观念和方法的问题。
　　首先是一个媒体社会责任和担当的问题。
　　三农问题多年成为中央1号文件的主题，其意义不言而喻。因此媒体需要从三农问题的战略意义入手，提升报道的力度和水平，促进三农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同时，农民很多时候不在乎吃亏，而在乎是否合乎规矩，是否合法。记者在采访时也应该善于从这个角度入手反映农民的真实心声。
　　其次，媒体应该把三农主题报道的视野放大，拓展报道的空间和角度。
　　比如产业报道，涉农产业链其实很长，经济价值也很大，做好了不愁没有广告收入。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是0.35，以25万亿消费支出总额算，仅吃的方面经济规模就达八九万亿。可见这个领域还是很广阔的，就看如何转换眼光，从饭桌涉及的纵横关系中做文章。而随着三农政策的落实和改善，农民收入逐渐增加，农民也有买车等方面的“高级需要”，这里就蕴含着巨大低端家用车市场潜力。所以，无论就吃的方面，还是就消费市场方面，三农报道都是可以做到“有利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