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评析] 2018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关键词]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价值中立；意识形态安全　　[摘要]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形成的。虽然这一思潮从一开始就受到批判，但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并随着时代发展以不同的面貌表现出来。从表面上看，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主张价值中立，企图超越意识形态，但其本质在于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在当代中国，加强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81—06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无疑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但在此过程中，遭到以拒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等为主要标识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巨大影响。这一思潮以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为前提，主张“价值中立”地看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企图超越意识形态，其实质是要在中国推动“颜色革命”，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有鉴于此，加强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关于非意识形态化
　　思潮的研究历程
　　“非意识形态化”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其直接创始人是贝尔、利普塞特、希尔斯、阿隆等人。1955年9月中旬，“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知识分子协会在米兰的国家科学艺术博物馆举行例会，讨论“自由的未来”，会议目的是“促进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清除无用质层的过程，揭示它们的共同基础，并提出形成对自由社会的生存条件来说更现实和更富有内容的思想的任务。”妇持“非意识形态化”观点的人认为，20世纪上半叶所固有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在相当大程度上业已消失，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和不妥协的自由主义已没有地位，因此，“意识形态争吵”的时代已经结束，于是，“意识形态终结”成为整个意识形态潮流的名称。随着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五十年代政治思想的枯竭》和利普赛特的《政治的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等著作的相继出版，“意识形态终结”、“打倒意识形态”这一论题得到了充分而详尽的阐述，成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思潮几乎成了大家在学术讨论中表达赞成和反对的主要标的物。
　　追寻“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根源，其实早在培根的“四假相说”已包含了追求科学知识需要摆脱“虚假意识”的思想。洛克的“四种错误尺度”的见解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哈都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对传统偏见的批判。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也是为了建设一门“关于观念的科学”，即“观念学”。但“意识形态”后来被拿破仑赋予了贬义的内涵。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意识形态具有双重内涵，他既在贬义上指称“虚假的意识”，也在中性含义上指称“真实的意识”。
　　国外关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中，比较早的是罗马尼亚的P.多布雷斯库的《“意识形态化”的专家政治神话》，文中针对专家政治论者关于科技革命带来的后果而建立的“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学说进行了批判，指出其特征就是“把行动的科学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形而上学地完全地对立起来”，“专家政治论的观点，尽管声明是没有思想性的，但依其终极目的来看，都是充满着思想性，因为它们是要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就最终目标和目的性而言，乃是为了保卫、维护、保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和本质的私有基础”。
　　前苏联学者对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现象，还研究“重新意识形态化”现象。达维久克、季塔连科通过考察“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及其发展，指出这类思想的理论根源来自曼海姆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观念，即意识形态不符合事物现状的、亦即似乎歪曲客观现实的保守的教义体系。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非意识形态化”是“帝国主义及其经理官僚上层人物的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是“技术决定事物发展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他们“伪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把一切意识形态都是被歪曲的意识形式、所以都应该被消亡的思想强加给马克思和恩格斯”。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内社会矛盾加剧，“非意识形态化”观念受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辩护人不得不使得意识形态活跃起来，“非意识形态化”观念的炮制者们不得不改弦更张。1972年底，利普塞特在《文汇》上发表《意识形态没有终结》的专论，认为“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并不意味着完整的政治概念体系、乌托邦思想、敌对阶级或其他按利益划分的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间的阶级冲突的终结”，“这是对下面这种情况的正常判断：一系列完整的革命学说对无产阶级反对现存制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狂热眷念正趋于‘衰落’，因为它们是‘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贝尔自己也声称，他所说的“意识形态终结”不是指一切意识形态思想都已结束，而只是想证明，旧的意识形态的穷竭引起寻求新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对此，前苏联学者指出，“非意识形态化”和“重新意识形态化”看上去似乎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具有同样的阶级内容；两种观念的反动政治含义都在于使资本主义适应新的社会过程；两者的目的都在于反对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正如已指出的，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恢复名誉并不排除‘批判’马克思主义)，反对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运动；两者都积极阻挠社会进步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两种理论的差别只是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策略上的差别。”
　　由上可见，国外关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对其本质的揭露也入木三分。正因如此，那些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支持者不得不经常性地改头换面，炮制新的意识形态面具。可以预见，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还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思潮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发展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其本质仍然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进而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外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思想理论武器。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必要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