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到左】烧掉你的脑从右到左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每个人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形成也不会没有原因。　　直到我开始接触网络之前，我一直都自认为是天生的右派，也不知道这个时代还有左派存在。由于中小学时期的政治教育，更由于家里人反复讲述过的我们家的“文革”受难史，在我的记忆里，左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近似于洪水猛兽。而且，在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的空气笼罩着几乎所有的大学校园。无论是在课堂上的老师，还是在图书馆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书，都散发着自由主义的气息。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最容易接受的。所以，跟与我的年纪差不多大的人一样，我们在大学里最早知道的都是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这些号称当代思想家的人，余杰也只是因为过于流行，几乎人手一本，让我觉得是畅销书，才没有读过。然后再逐步延伸到顾准、伯林、哈耶克这些所谓的大师们。在这些读物的熏陶下，不用说，我当然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
　　我大三那年，也就是2000年，学校周围的网吧开始大幅度降价，从我大一时的每小时七块钱，降到了每小时两块钱。这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上网不再是奢侈消费了。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经常性上网，参与网络辩论。当时正是国企改革三年脱困的关键时期，国企被转让出卖、工人大面积下岗的消息天天都有。我记得当时有人估算的一个数字说，全国的下岗工人总数高达四千多万人。但奇怪的是，媒体上从来没有下岗工人自己的声音，他们究竟怎样看待国企改革、破产重组、工人下岗这些事情，有的只是国家频繁地出台各种各样扶持下岗工人创业、鼓励企业招聘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政策，以及少数被作为典型进行宣传的下岗工人创业成功的消息。所以，我最早与人争辩的其实并不是国企是否应当私有化，而是如何私有化，用秦晖的话说，就是要不要分家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要讨论的是如何分家，如何才能公平地分家。因为我的这种倾向，很快就被一些自由主义者划到左派里去了。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十分可笑，秦晖怎么可能是左派呢，但在当时，自由主义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处理不同意见的。
　　稀里糊涂地被划到了左派阵营，我自己也感觉很郁闷，我明明视左派为洪水猛兽，我连马恩列斯毛都没读过，更不用说在“反右”、“饿死三千万”、“文革”之类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了。但既然被划到了左派，就得知道左派到底说了点什么，这才回过头去找了一些1997到1998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相关资料来看看。
　　在这之前，我先后囫囵吞枣式地读过一些康德、黑格尔和哈贝马斯之类，所以有一些在我自己看来十分符合自由主义要求的基本理念，比如论战不能上升到人身攻击，学术观点争鸣不能上升到政治指控，辩论的时候要对人不对事，诸如此类。所以，我在看了当时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涉及那场争论的相关文献，尤其是许纪霖先生的分析总结，我惊奇地发现，我居然还真的是左派，因为我更倾向于同意新左派的观点，而不是自由主义一方的观点。也就是说，虽然当时我也认为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光靠批判前三十年的历史，控诉“文革”更不能解决问题，许多问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不能用不争论的态度去回避关于改革的方向、方案、路径的讨论。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官方和民间都举办了不少纪念活动，以推动改革。但相关的讨论再次被设置为改革与反对改革，那些掌握媒体话语权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反对他们给出的改革方案，就是反对改革。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反对改革，也从来没有人争论过是否需要改革，问题只在于改革的方向、方案和路径。
　　尤其糟糕的是，就在我正在摇摆不定的时候，发生了“《读书》奖”事件。如果说上一次讨论还是围绕着观点展开讨论，即使已经出现了政治攻击，但也大体上还是在观点的层面上，而“《读书》奖”事件则完全是对人不对事了。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如果那次获奖的不是汪晖，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绝不会有人提出所谓的程序和规则问题。虽然之前我已经知道自由主义者们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经济学不讲道德之类，但如此突破底线的针对个人发起的攻击仍然让我感到巨大的失望。这之后我再没有以自由主义者自居过。
　　毕业后，我到了杭州。先是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了半年，2003年元旦前就离开了那家单位，到了一个杂志社。那家短命的杂志只存在了三期就倒闭了，随后进入了杭州一家报社。那段时间，我和杭州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小圈子过从甚密，但几乎每次见面都难以避免地要辩论。那时候刚好汪丁丁开始在浙江大学工作，他们经常在枫林晚书店搞讲座，还在南山路的酒吧里搞过网友聚会，也跟着他们见过不少所谓的知名人士。既有学者，也有所谓的民间思想者。那是我在现实中与自由主义者接触最频繁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抛开思想和政治观点，其实他们跟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有好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有人大方，有人小气；有人包容，有人排外，这些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但遗憾的是，因为我在这个圈子里是唯一的“他者”，所以在见面时经常会出现我要一个人应付一堆人的辩论的情况。当然，人非圣贤，都会有七情六欲，有时我也觉得很难接受。不过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激烈辩论也让我在网络辩论之外更清楚地理解了他们的想法。
　　正是在那段时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我们经常就此进行辩论。他们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在微博上，已经成了公知们的顺口溜，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接触。比如他们认为，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独裁政权，因为没有经过民主选举，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无论西方国家以什么理由发动战争，战争都是正义的，因为美国是为了在那里建立一个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民选政府，只要有了民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至于在战火中伤亡的无辜老百姓，他们认为，首先应当归罪于独裁政权，而不能怪西方国家发动战争；其次，面对独裁政权，这些老百姓没有起而反抗，他们本身就是独裁政权的共谋，所以他们并不无辜。
　　也就是在那时候，“爱国贼”和“道德专制”的说法也逐渐开始流行了起来。几乎是出于最朴素的作为中国人的基本感情，也许是因为从小读过不少忠臣义士的古典小说和历史典籍，我对国家、民族始终是怀有感情的。但在他们看来，只有美国才是真正唯一有资格领导全世界的，当然也包括中国，因为美国是民主的。联合国也不具有这个权力，因为联合国是以国家为单位投票的，而联合国许多成员国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我说美国政府虽然是选举出来的，但只有美国人参加选举，当然只能代表美国的利益，他们则认为，虽然这是事实，但因为美国的价值观，他们相信美国多数人的意志也可以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且，他们认为，美国人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组成的，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反驳说，虽然如此，但美国选举是被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操纵的，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他们则认为我被中学教育洗脑了。